〈中華文薈〉60年代教會我的事

■廖玉蕙

60年代，正是我接受完整正規教育的全盛期，也是開始真正啟動思考的年代。雖然走過遍地繁花，腦袋裡卻充滿疑惑，一路坑坑疤疤地匍匐前進。在情意匱乏，智育生吞活剝下的戒嚴環境中，儘管西方的世界已然騷動不安，革命浪潮鑼鼓喧闐，憤怒與絕望逐步蔓延，台灣卻安安靜靜，像一艘密閉潛水艇，潛藏水中，自外於眾聲喧嘩。而我，與世隔絕，只顧著聽古人訓話：「溫柔敦厚，詩教也。」一整個60年代，我都處於內心躁動、外表乖順的自我戒嚴狀態。

從小，我就冷眼旁觀母親嚴重的重男輕女。母親對女兒督責甚嚴，稍有差池，總少不得一陣鞭打；但只大我兩歲的小哥，卻得到許多的寬容。從國小高年級起，我就常被媽媽交代完成某些服務兄長的任務。譬如，哥哥夜裡表示肚子餓，媽媽就會轉頭對家中排行老么的我說：「恁哥哥腹肚枵，你去煮一碗麵予伊食。」我如果說：「他肚子餓不會自己去煮嗎？為什麼要我煮！」母親就會罵我：「你這個囡仔哪會遮爾貧惰(懶惰)！」若再不識相，討一頓打是難免的。但哥哥肚子餓不想自己做，為什麼會是妹妹的懶惰？我一直不明白。

台中女中初中部的制服，為了整潔，洗完後必須用熨斗燙平。夏天實在熱，我燙了上衣後，通常只把裙子整齊折好，放進家裡臥鋪的榻榻米下方，讓身體的重量壓平它，免得揮汗如雨。我的二哥，當時正當愛美的青春期，上班時，一逕衣著光鮮，大熱天必須幫他燙平外出的所有衣服跟長褲。明明他閒閒窩居，一旁聽音樂、看書，為什麼我得大汗淋漓成全他所要求的整潔美觀！

憤怒隱隱發酵。明著告狀無效，我來陰的。我把使用中的熱熨斗暫放正處理的衣服上，然後，故作鎮靜去倒杯水喝，回來時驚叫：「怎會這樣！」哥哥的衣服被燙出了一大塊熨斗形狀的焦黃。我自然難免又被一頓狠揍，但從此豁免燙衣的勞役。這應該是我人生反對運動的初步實踐—正面反抗無效，改用負面手法抗議，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叫「爭取性別平等」。

之後，我高中聯考失敗，落到郊區的豐原中學。高一暑假，母親勒令我轉學。那年，女中為了錄取學校裡一位老師的女兒B，將應試成績較她高分的學生約莫40餘人悉數錄取，我雖名列前茅，不在蒙受福蔭之列，但這卻是我首度近身見識什麼是特權。那位得到優待的B在後來高二重新分組編班時，雖然成績只是普通，卻也被收編入資優直升的二班；其餘的文組轉學生則全部被安排進後段的七班。

直升班是天之驕子，樂隊、儀隊都能隨心所欲選擇，若仍有餘額，才輪到普通班其他的美姿儀學生。這樣的特權原本沒啥好羨慕的，但我在國小曾擔任樂隊指揮，不但會打大鼓還會吹笛子。這樣「完整」的資歷，竟然不敵只是讀書很厲害的同學，沒能夠進入樂隊，連當團員都不夠格，真讓我不服氣。

學校舉行英文演講比賽。我們七班派出H，H和我都是轉學過來的，算是同病相憐。演講時，直升班派出可愛至極的E同學，聰慧、惹人憐愛。可是，她一站上台，立刻忘詞，眼睛眨巴、眨巴一陣後，吐了吐舌頭，訕訕然下台，在台下哭得好慘。長長的睫毛上，像雨天的雨遮般掛了一整排淚珠，珠子掉了，又從眼裡湧出來另一排。

H的英文，不管聽、說、讀、寫都好極了。她台風好，口齒清晰，英文流暢自然，本來就極有可能奪魁，直升班的代表又忘詞，她自然是穩操勝算了。但事情卻大出意料之外，賽程結束前，教官跟評審老師附耳後，居然宣布讓鎩羽下台的E再上台重講一次。結果公布，E得冠軍，H則淪為亞軍。這事讓我們頗為震驚。學校居然可以這樣不公平！我私心也為自己抱屈，因為每次參與的國語演講比賽，講得再好，也僅能得亞軍，冠軍總是非直升班莫屬。當然，那時的我也不清楚這就是校園中圖利菁英的潛規則。

現在回想起來，學生當然是無辜的；但身為教師的，卻在教育的現場公然示範關說，當年因人設事的轉學名額提升和演講忘詞卻可重新上台拿金牌的這兩件事，讓我對公平正義感到極度錯愕與困惑，也讓我無法釋懷。但儘管如鯁在喉，心裡百般不服，卻只是在同儕間私語抱怨，沒有任何具體抗議行動。

60年代末期，我上了大學，戒嚴尚未解除，威權體制的束縛無處不在。大二那年，校長為了革新中文系，從外校聘來新主任。新主任人脈廣，幾位中文或外文的重量級學者隨之應聘來兼課，為中文系注入活水，帶來新氣象，其中一位名聞遐邇的L教授尤其大受學生歡迎。次年，系裡課程表公布，L教授竟然不在課表的師資上，聽說因為他接下他校的行政職，怕照應不來，婉拒我們系裡的兼課續聘。

同學聽說了，都扼腕歎息。這位教授真的讓我們獲益良多，原本以為他會繼續教授我們另一門他更專精的進階課程，誰知他連原本的課都辭了。大家為此有些激動，班上一位同學忽然動念提議聯名陳情，希望校方能換下原本課表上安排的另位教師，讓L教授繼續授課。這種臨陣換將的請求，在相對保守的中文系裡，根本是逆倫的挑戰行徑，被接受的可能渺茫。沒料到出身外文系的系主任竟從善如流，並以學生的殷切期盼來敦請L教授打消堅辭不就的決心。消息傳來，同學歡聲雷動，咸認是破天荒的喜訊。這個原先大多數人都認為不可能的聯署，在我們「明知不可而為之」的熱情挽留下，竟獲善意回應。這件事給我相當大的震撼與鼓舞，我從此對世事有了不同的想法與對應。所有人生的思想及行動走向，都是其來有自，我這麼深深被啟蒙。

從那之後，我常常想起國中時期哥哥那件被我燙壞的白襯衫，我沿著那件襯衫所引發的不平往前走，走到了母親的中老年。母親環顧屋宇交代：「準若我過身，恁姊妹就要把印仔攏總提出來頓(蓋)，毋通轉來和你阿兄搶這間厝，會予人笑死。」從那之後，我一逮到機會，就跟母親閒閒討論男女平權的意義，直到母親的暮年，她終於同意：「有影查某囡仔較有孝，何況，咱也愛綴會著時代(趕得上時代)。這間厝，萬一我死去，恁就照民法來行，查埔、查某攏平均分配。」

接著，我也常想到高中那場轉學考的特權關說及演講比賽的破格拔擢，還有學校對直升班格外的優容。我逐漸從耳語抱怨勇敢蛻變為公然抗議。一位一向熱血的昔日學生，說要自費邀請我去給她教導國文的兩班體育班高中生演講，希望我能為這些在課堂上因低成就而沮喪的學生加油打氣，我當下慨允無酬演講且願自付交通費；卻在到達會場時，發現臨時被學校動員參加的資優班學生端坐前方，原訂聽講對象的體育班同學卻被安排到遠遠的後方。原來老師調課時驚動校方，校長堅持資優班才更需要聽講。我好氣憤，當場跳下禮堂講台，直接走到中後方開講，實踐對體育班學生的鼓勵初衷，打破菁英優先的校園潛規則。

演講中，我笑談時，眼中隱隱欲淚。原來世界雖已來到21世紀，我們奮戰許久，人生並沒有改變甚麼，20世紀的教育偏見與沉痾依然如故。演講結束，校長還沾沾自喜跟我說：「大師來了，怎麼是讓體育班的學生去聽講！當然應該讓資優班的同學好好接受薰陶。」我撇過頭，不想正眼看他。

60年代後期，世界開始崩塌，然後重建。我窩居戒嚴的台灣，看似寧靜無聲，其實平波之下也蠢蠢欲動。我躲在中文系的保守傳統中，閱讀諸子百家，聽古人說話，周遭聞不到一絲煙硝，我乖巧地坐在教室前排中央的座位，負責跟老師點頭微笑，像個十足的乖學生。其實，人的隱性因子雖然常因威權被深埋，但無法被殲滅。所以，我也常常想起60年代剛過後的那個秋日，我們突破傳統，勇敢爭取學生權益的行動奏效，我由是知曉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全世界都在騷動的年代，西方的主流規範已然被顛覆，我悄悄光著腳丫子漸次走入荊棘，在人生行道上，磨破了腳，走出了血，然後，結痂慢慢退去，形成堅硬的隱形保護殼；中年期後，甚或在不知不覺間長成一隻刺蝟。

內心的野性、狼性和一向受儒家制約的禮教相互衝撞。我深感狼性曝露的不安，但又不願屈服傳統的制約，相當矛盾。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社會議題的論戰中，偶爾會接到讀者對我失望的喟嘆，說他曾經多麼欣賞我早期文章中的溫柔敦厚，「沒想到如今的你變得如此『尖刻銳利』」。我總是這樣回應：「抱歉我無法滿足你對我的不切實際期待。溫柔敦厚是我待人處世的自我期許，但你所謂的『尖刻銳利』往往就是我對制度愛深責切的真心話。」

這些就是60年代教會我的事——聲音再是微弱，也是該掙扎著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