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猷欽
作者簡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前嘉義市桃城集郵學會理事長。
談到收藏，我們總是同時面對正向和負向的評價，其中不乏些刻板印象的說詞，什麼錢太多、人太閒、物沒用又占空間，更有甚者批評玩物喪志或小人役於物，可換個角度來看，這不也正是豐衣足食下的精神生活提升，而既然人類是萬物之靈，懂得研究和創造知識，那當然得格物窮理然後才能言之有物。
其實，藏家們倒也不必憂心，因為自有人類以來，即有收藏行為之發生。早在封建社會時期，官方掌控了收藏的資源以滿足其權力的展示，設置了圖書館、動植物園或書畫院等機構，這些收藏同時也是研究和建構知識的基礎；隨著西方神權瓦解，復以商業資本興起和地理大發現，收藏有逐漸向民間流動的現象，而另一方面官方因國族主義的高漲，西方各國開始設置博物館並對外開放，以凝聚民族性與宣揚國力。如今資本主義發達，收藏早已不是特定族群的特權，人人皆可收藏，收藏種類繁多，普世皆然。
收藏文化自身也是被研究的對象，它涉及了博物館史、藝術史、考古學史、檔案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多種領域之研究，這些學門彼此相關，提供了跨域研究的可能性。收藏行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沒有收藏，就沒有研究，欠缺了收藏保留下來的物件，我們將無法了解自身與他人的過去，以文化資產角度來看，這些被我們保存、維護和分析論述的物件，都具有身分認同的政治功能，用以維繫不同群體之間相互尊重的平等和諧狀態，讓我們可以在當下安身立命，創造良善的美好未來。
既然筆者是個喜愛研究郵票的藝術史學者，想藉此機會以我國所發行的郵票圖像，談談藝術史角度下的收藏文化議題。和大多數人一樣，我最早收集郵票是從國小時期和別人交換開始的，起初只因為郵票圖案好看有趣，加上寄送過的郵票已失去實用價值，便從信封或包裹上將之取下，和同學們互通有無，後來買了本集郵冊，把一張張郵票放了進去，但隨著數量的增加，就開始面對分類整理的問題，而這時就需要正式出版的郵票圖錄，按圖索驥地依發行時間重新排序，逐漸將原本隨意收集的郵票，放進了更完整的結構中來理解，於此同時也發現需要更多的文獻資料，像是郵政機關或集郵團體所發行的刊物，前者如中華郵政的《今日郵政》，後者如我曾主編的《嘉桃郵刊》和《嘉桃郵訊》等，透過這些文章才能夠更全面地理解一張或一套郵票發行背後的歷史，包括了選題、設計、雕刻、印刷、宣傳、收藏、交換、評述和拍賣等面向，從事對郵政史、設計史、印刷史、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專題研究。
中華民國郵票的發行和國際局勢脫離不了關係，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的結構下，我國郵票的選題和圖像設計都為了證成自身是中國的合法繼承者而開展，其中關乎收藏議題者，絕對是所謂郵學家口中的「故宮票」，這種展示明清故宮典藏精品的複製圖像，傳遞無遠弗屆，是以圖象證史的方式，為中華文化意識形態而服務。前教育部長杭立武（1903-1991）在1980所出版的《中華文化播遷記》提到，如果不將故宮文物遷臺，它們將會毀於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萬劫不復。而早在1966年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開館的臺北故宮博物院之前，故宮所具有的中華文化道統形象早已藉由郵票的發行而傳播至國內外，像是這套最早發行的《故宮古畫郵票》（1960）【圖1】，或是被郵學家暱稱為「前十八寶」的《古物郵票》（1961），著名的唐代韓幹《牧馬圖》和西周《毛公鼎》等故宮藏品都在其中，可以說同時滿足了兩種收藏的樂趣：郵票和郵票中的故宮文物。
「故宮票」可以說是2000年之前關乎收藏文物主題的主流郵票，此外稍早提供官方機構典藏文物的郵票還有來自國立歷史博物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中央圖書館等單位，儘管1980年代中華郵政開始關注並將臺灣事物設計在郵票圖案上，但一直要到執政輪替後的2002年才迎來了臺北市立美術館所典藏的《臺灣近代畫作郵票》【圖2】，其中以李梅樹的《白衣小姐》（1952）、陳澄波的《夏日街景》（1927）、廖繼春的《有香蕉樹的院子》（1928）和郭柏川的《日出》（1954）等四位日治時期畫家的二戰前後作品，揭示了以臺灣為主體性的視覺認同建構。直迄今日，我國所發行的郵票一方面仍持續發行故宮典藏文物的主題郵票，另一方面則增添更多臺灣在地無形文化資產而不僅是有形文化資產主題的圖象【圖3】，以動態多元的方式呈現21世紀後的臺灣意象。
著名的藝術史學者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曾比較鑑賞家與藝術史學者之間的差別，他在1955年所出版的《視覺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一書中說到「鑑賞家是話少的藝術史學者，而藝術史學者是話多的鑑賞家」，這句有趣的評述其實說明了兩者的異同，相同之處在於收藏活動不僅是蒐與收、集與藏，更重要的是具有歷史與文化意識的認知與分析，而相異之處恐怕更多是在於藝術史學受到知識系統建構下的科學方法要求，從視覺觀察與描述、圖像風格的分類與解析，再到方法論的理解與運用，乃至於質性與量性的田野訪談踏查、問卷、實驗和儀器檢測等，都讓我們人人都有的收藏行為，可以提升到理解個人暨社群的認知、認同與記憶的研究層次，從收藏走向收藏文化的深度探索，這是玩物見志也見智、睹物思人亦思仁的大學問，就讓我們一起在收藏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