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頤
關於寫作與生活，散文家顏叔夏曾說，必須分開來各自保護，各自保有其完好。更早之前，巴赫金則說：「藝術與生活不是同一件事，但應在我身上統一起來，於統一的責任中。」我以為，顏叔夏的說法是富含智慧的，巴赫金則賦予自己統一起來的「責任」，不僅體現藝術家自覺，還擔起統合藝術與生活的責任性意志。我無意反對顏叔夏的說法，但思考之下，覺得即使如此也是不容易的——下筆是一回事，而一件作品在下筆之前，還需要多少無形的思考和醞釀？如德勒茲說，沒有一項偉大的作品中，不包含一個悠長的內在時延——創作不是即興表演，即使我很羨慕能夠做好即興表演者，我也無法，才力不殆。
再加上，創作與寫作又有所不同。創作是一次次挑戰顛覆過去的自己與經驗，創新求進，不惜扭曲悖逆，而不是一件順暢如吐納，依心走筆、隨水流墨的寫意之事。
而我持續苦於這半年多來的創作低潮。
依然每天窩在湖水綠沙發上看書一上午，吃飯午休，回電腦桌前寫工作稿，給女兒說故事，且漸漸從說故事變成一起展開想像的探險之旅，漸漸又參雜許多聊天，母女甜甜蜜蜜。這麼好的生活，我有甚麼好說嘴？然而，回溯這半年多之前，同樣的生活模式，我經常身體抱恙身心苦楚。莫非一如古云，窮而後工？五、六年來，經常性的病五天好兩天，病恙之中，我總是積著一股難以排遣的鬱氣，待身體好轉，自然轉為創作能量。因此，我擅長長詩與長組詩。
也因為學詩太晚，我亟欲追上，予自己以紀律性的大量創作要求，連續出版了《春天人質》、《來我裙子裡點菸》、《靈魂藍：在我愛過你的廢墟》三本比多數詩集行數更多的作品集。
或許，我只是彈性疲乏了。
許多人認為，不寫詩的時候也可以是屬於詩的，之於一個詩人而言，生活的詩意比寫下的重要。這是一種相當令人舒坦的說法，然而，詩人與讀者，抑或詩人與其他藝術家的差別，不就在於筆下功夫？寫出上乘的詩意，無疑是重要的。安東尼奧‧馬查多有句話很妙：「為了寫詩，你必須先創造一個會寫詩的詩人。」除了博學與工於詩性文字，創造一個會寫詩的人，還包含創造愛詩的人，一個能夠活出詩意的人，能在明顯無詩意的地方看到詩意的人。
一個疲乏的人是需要休息的，詩人通常不會是工作狂。就讓彈性疲乏中的自己稍事休息吧。
只要是，休憩在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