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水丰尚書 談詩選──為何選又如何選

不管是「年度」「主題」「排行榜」「日曆」「十大」「女性」等不同的主題或目的，似乎各類型的詩選都會引發出不滿的聲音。相較之下，局限於一個團體的選集，如某某詩社優秀詩選，或置身於利益圈子以外的選集，如當代法國散文詩選，其問題便相對較少。圍爐取暖，大家都能拿到一把溫暖的火，自是其樂融融。隔岸觀火，看其所看，事不關己，也堪怡然自樂。

「選」含有取捨的意思，被錄入的沾沾自樂，被捨棄的怏怏不快，自是人之常情。因為這涉及「利害」所在。當編選者擁有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時，謀取個人權力板塊的嫌疑便不能排除。「選」又是汰弱留強的遊戲，如果一本選集內出現幾首公認的平庸作品，便足以破壞選集的公信力，被讀者唾棄也是必然。這就是為何每本詩歌選集在凡例中都必祭出編選準則，以昭明其公正性。編選準則必有三項：首要闡明編選的目的，當然最好是客觀而宏大的，不傾向於個人主觀的偏好。其次要列明作品的來源，並具有一定的廣泛代表性。最後是一些技術上的限制，如行數、品類、年代、主題等要求。

不是人人都適合當詩歌選本的編者。前輩詩人在詩壇混跡久、人脈廣，這是優勢也是弊端，因為人情擔子太重了，這所以為新生代詩人所詬病。但換成新生代詩人來主編，弊端其實並未解決，代溝的本質依舊存在。較為理想的詩選主編應該是40-55歲間的「中生代」，當過刊物或報紙的文藝編輯，並具五年或以上資歷，對詩壇有一定程度了解，有賜身其間的愉快或不愉快的經驗。當然，最理想的詩選編者是一個小組，三至五位，成立編輯委員會，開個編審會議，製定編輯程序，各司其職。當中成員必得具一定的詩歌修養，來自不同圈子而熟悉詩壇。能各自手執一塊破鏡，湊合起來，便是重圓詩壇的一面明鏡。但這僅僅是理想，實行起來並不容易，委任編者要付酬，出版社寧付一人的薪酬，不願支付數倍的工資，這是商業的考量。畢竟，買詩集的人只是少數。每一本詩選，總是和商業的成本效益互為牴觸。

不是沒有一人編輯的詩歌選本而成功的例子，《唐詩三百首》便是。這個選本當然也不是沒有可詬病之處。譬如說，體裁太偏重律詩，題材則邊塞詩比重過大，詩人中收錄李義山的詩過多，凡二十四首，排在杜甫、李白、王維之後……但《唐詩三百首》是公認的理想選本，廣被接受和流傳，歷久不衰，卻是事實。編者是清乾隆時進士孫洙（蘅塘退士）。他據康熙時曹寅編訂《全唐詩》中的二千二百餘位詩人四萬八千餘首詩作中，再參考沈德潛《唐詩別裁》所選錄的一千九百餘首詩作，捨其次優，存留最優，最終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編撰完成。孫洙在序文中說：「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舉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餘首，錄成一篇。」簡要卻點明了編選的準則。

詩歌選本的主編大位本質上是世代的話語權之爭。所有選本都屬「修史」的前期工作。學者彭婷婷說：「選本是詩歌傳播接受過程中的一種重要載體，可以淘汰蕪雜，突顯菁華，有著不可取代的引介作用。一部新詩選本的誕生，關鍵在於選，以特定角度、目的遴選出新詩代表作，是一項表達新詩發展空間、塑（原文誤植「週」）造新詩經典的詩學活動。」（見彭婷婷〈浮出歷史地表：鷗外鷗詩歌闡釋史的三重向度〉，刊《東莞理工學院學報》，第28卷第6期，2021.12，頁34）她特別指出，詩選編者應該懷抱遠大的理想，將歷史上產生過爭議的詩人重新拉回到讀者的閱讀視野裏，瓦解在主流詩史觀統攝下的作品定位與評價，並以偏於個人化傾向的編選標準與原則取而代之。由是可知，編選者應該是熟悉詩壇的「角色」，既是一個優秀的「保持距離的觀察家」，也是一個熱誠的「賜身其中的參與者」。再舉2011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詩1916-2000》為例。那是一部旨在重繪新詩史版圖的總結之作。主編張新穎在談到編選宗旨時說：「以近一個世紀為時間跨度的選本，無疑也應該通過作品反映基本的文學史情形……不僅僅要求讀者走進文學史……也讓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品走進今天的讀者中。」可見，優秀的選本必然涉及「史」之莊嚴。倉頡造字，「史」由上「中」下「手」合成，是一個會意字。詩歌編者宜手握中正，盡量摒除私心雜念，以裨補詩運，成就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