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清大畢業後，鮮少與母校產生連結。那段青春歲月最豐富美麗的時光，似乎也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距離漸漸淡去。
也許每個人的大學生活所保留下來的記憶不甚相同，但是對我而言，每次想起清大心中總有一股甜蜜浮現，即便那時課業繁重還有外務的電視節目主持工作，但是我的人生確實是在清大起了命運性的改變，關鍵就是「月涵文學獎」。
這個獎項對其他人而言可能只是一個單純的校內文學獎，但是對我而言意義非凡！它是啟蒙我走上創作之路的關鍵。
一九八九年我以轉學生身分進入清大中語系就讀時，是個孤僻又害羞的二十歲女生。那時系上規定必修一堂「散文導讀與習作」，由呂興昌老師授課，每週二下午，在湖畔的共同教室聽講，課後還規定要寫作業。
當時我剛轉換新環境，又是第一次離鄉背井，對生活有各種不適應，加上我是插班二年級的轉學生，許多大學新鮮人都經歷過的舞會、聯誼、甚至社團活動，我全部都錯過了，只能孤單地在新竹摸索新生活。即使對清大有著許多未知與恐懼，我仍然是個好學生，從來不翹課，也不遲交作業（雖然經常亂寫）。
某次上課，呂興昌老師發完作業後突然加上一句：「朱國珍？朱國珍有來嗎？」我怯生生地舉手回應。老師接著說：「妳下課後來找我。」
對一個剛開始學習獨立自主的大學生而言，「下課後來找老師」這句話意味著「我是不是闖禍了？」，讓我滿頭問號，內心小劇場也不斷上演。
好不容易捱到下課，我乖乖地去找老師。我還記得當時上課的教室在成功湖對面，有著楊柳低垂的青青草地與石子路。呂興昌老師推推厚重的眼鏡，親手交還我的作業，淡淡地跟我說：「朱國珍，我看了妳的幾次作業，妳的文字成熟度很高，妳可以寫作，希望妳能多寫。」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文字成熟度」這五個字，也是第一次寫文章受到注視，然而在那一刻，我內心五味雜陳，因為這些被規定繳交的作業，老實說，都是在最後一刻硬擠出來的文字，全部胡說八道，因此我非常心虛；再加上我第一次住校，總像個鬼似的獨自在校園晃來晃去，突然受到關注，只覺得是被照妖鏡照到，完全不認為這是讚美，更沒有任何喜悅。
年輕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的對老師說：「老師，您知不知道我是轉學生？我在另一所大學念了兩年才來到這裡，所以我的年紀比同班同學都要大，文字當然也比較成熟。」
只見呂興昌老師悠然地推推黑框眼鏡，臉上帶著微笑，語氣和緩地對我解釋：「不！不！許多人活到七、八十歲，文字也不會成熟。這和年齡一點關係也沒有，這是天賦！妳有寫作的才華，妳有能力繼續寫。」
呂興昌老師面對我的叛逆，竟然無動於衷，溫和地鼓勵我，希望我能繼續書寫。清大老師深厚的學術底蘊，我在課堂上已經驚豔過了，沒想到老師除了學問博大精深也展現了寬容的品格，對我這種酸言頂撞，仍能維持和煦的笑容，並期勉我在創作這塊園地裡持續耕耘。
在那個夏木芳草，綠蔭窗扉的午後，我低下頭，想要遮掩因為羞愧而臉紅的雙頰。
「學校有個『月涵文學獎』妳聽過嗎？」呂興昌老師不疾不徐地說：「妳可以試著參加。就算妳還不明白創作對妳的意義，至少，這個獎金很高，妳也有機會為自己賺點獎學金。」
文學獎？呂興昌老師又說出我這輩子從來沒聽過的三個字。
「希望妳能參加，因為月涵文學獎創設至今，幾乎都是電機系或理工科的人囊括所有名次。我們中語系要加油！」
八零年代是台灣經濟正在起飛的年代，呂興昌老師用榮譽感和獎學金作為誘餌，期勉我能繼續寫作，實在是用心良苦的高招。約略記得小說首獎獎金五千元，相當於國立大學一學期的學費。
距離民國七十九年我第一次參加月涵文學獎，至今已有三十三年，我也從參賽者進化成為大學講師、文學獎評審。我最想要也最必要感謝的就是呂興昌老師，當年如果沒有他在下課後對我說這一席話，今天絕對不會出現作家朱國珍。
說一個政治愛情與道德裂縫的故事
■朱國珍
「這時候一定要有一個人死掉。」
叼著香菸，身材瘦小的男人這麼說。
另一個身材魁梧，留著八字鬍的男人點頭同意：「若沒，這齣戲就歹演啊！」
這是我在長篇小說《古正義的糖》作為開場白的對話，也是全書的核心符旨：一齣即將開演的人生大戲，一個必須死掉的人。
相較於人死斷氣的瞬間，它的另一面「生存」可能才是個大問題。存在主義先驅，丹麥哲學家齊克果以美學與神學的觀點將「存在」區分為「道德領域」與「美感領域」。美國文學評論家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裡闡述：「只要我們真正認真地體會故事中的人物，這些人物所面臨的道德選擇，以及我們自身發生的或好或壞的道德變化，我們的生活便會改變。」
從寫作者視角來看，小說中的神聖或世俗、好或壞、都只是裂縫的差距。
所以走到《愛情的盡頭》時莎拉必須死；不忠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必須死。
我很少在小說裡以死亡作為高潮的催化劑，除了一開始就設定必要之惡的終結，例如〈慾望道場〉離經叛道的新聞女主播與〈美到這裡為止〉高智商殺人犯。這次在長篇小說《古正義的糖》處死兩位女主角，除了堅持《詩學》信仰讓悲劇誘發哀憐與恐懼達到洗滌的作用；也因為看到許多生老病死有善終也有暴斃，深感人生愈苦愈惡愈需要一種溫柔的調和劑，姑且稱為「善之必要」。
我們在悲劇裡看到高尚的人遭遇不幸，也看到不幸之人的高尚，藉此得以獲得陶冶。《安蒂岡妮》劇中都是無辜者死，惡人繼續享福。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創造戲劇界與精神分析界天王伊底帕斯，索氏手下留情，讓弒父娶母的伊底帕斯瞎眼後到處流浪，卻讓他的獨生女安蒂岡妮在國法、家法、宗教的倫理鬥爭中殉身。帶著原罪的伊底帕斯家族最終仍以死亡作為救贖的象徵。
《古正義的糖》也是如此，讓無辜的人代替罪人受過，試圖達到悲劇的哀憐恐懼。
美國小說家雷克．萊爾頓創造半人半神的《波西傑克森》廣受歡迎反映出人們心理投射的混血或雜種基因。在台灣，原住民族經過數百年的異族通婚，早已失去血統的純正，現在只剩下符號，然而大多數人，卻是貼著底層標籤的符號。
我曾經在火車站的便利商店，與一個相似的人擦身而過，他個子不高，身材削瘦挺拔，穿著一套深灰色的西裝，藍格子襯衫，搭配鵝黃幾何圖案的領帶，拖著黑色造型俐落高尚的登機箱，也因為這個高質感的登機箱，讓他看起來更像是商務人士。
但是當我看到他的眼睛時，頓時明白，我們都是類波西傑克森的邊緣人。
他的眼睛深邃且形狀完美，有著西方人的雙眼皮，烙印在黝黑的皮膚上，線條俐落的五官，堪稱俊美，卻糾結著眉頭，滲透某種神祕的壓抑。他同樣定定地凝視我，當我朝著他的方向走去，那麼幾秒鐘，我嗅聞到血液裡相同的氣息。
我看過太多這樣長相與我類似的男人、女人。他們都有一雙圓廣明亮的眼睛，高挺的鼻梁，稜角剛毅的臉龐，然而他們大部分不修邊幅，衣著撩亂，以駕駛怪手或砂石車，手工剝除桂竹筍硬殼或摘撿檳榔果實零售維生。
那個男人，已經脫離勞動的宿命。他穿著剪裁合身的西裝，梳起油光立體的髮型，聰明地以摩登的滾輪行李代替遠征的步伐，將現代化質感發揮得淋漓盡致，也使得他粗獷霸氣的臉龐上浸潤文明。他不再以出草的姿態書寫身世，就像我一樣，曾經努力漂白皮膚。這一切的修飾與琢磨，就是害怕別人沒來由地直觀論述，在來不及認識我們真誠的靈魂之前，先鄙視我們的出身。
《古正義的糖》就是描寫這樣一群不斷奮鬥、努力活下去、渴望向主流價值靠攏，和所有人一樣追求肯定的人。
我們都渴望甜蜜幸福，卻常常分不清楚「糖」與「糖衣」的差別。
我始終認為小說有兩種演技：通俗與精緻。但是它只有一個結果：樂趣。愈悲涼愈要懂得微笑，讓眼淚滴落在揚起的嘴角，哀傷就會轉彎。
因此我必須說一個政治愛情與道德裂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