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薈〉時間越來越傾斜

■陳芳明

我所有閱讀過的書，最後都會捐贈給政治大學台文所圖書室。那裡是我記憶的歸宿，也是我日常生活存檔的地方。每次收到贈書，或是我購買的新書，都會在扉頁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並且押上日期。這樣我就可以提醒自己，什麼時候與新書的第一次相遇。這是我的習慣，只有知道日期後，我可以重建最初翻閱新書時的某些感覺。如果說這是歷史研究者的脾性，也應該可以接受。對於時間的敏感，對於記憶的珍惜，從我大學時代就慢慢養成。在閱讀上，我是雜食主義者。在藏書的行列裡，並非只有文學與歷史的專書，也會有許多涉及社會學、政治學、文化理論的書籍。英文有一句庸俗的話：You are what you eat. 最淺白的翻譯是，你吃什麼，你就長成什麼。從我藏書的內容，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這輩子我會長成這個樣子。我的思維方式與書寫途徑，無疑就是一本書一本書累積起來。透過閱讀，我可以窺見社會的一角，也可以察覺時代的一抹。閱讀帶著我走出孤獨的研究室，也帶著我走入這個社會的活動。

如果二十歲是青春期，四十歲是中年期，那麼進入六十歲後，我便開始迎接晚秋的季節。對我的生命而言，晚秋是一個隱喻，似乎暗藏著一個成熟穩定的魂魄。這是慢慢傾斜的季節，生命走到這個階段，時間就越來越傾斜。在斜坡上的滑動，速度遠遠超過從前的任何一個時期。從前在青春時期，是一個爬坡的階段。有時覺得時間的峰頂是何等陡峭，幾乎高不可攀。到達晚秋時，我不僅可以向下俯望，也可以向四周瞭望。那樣開闊的風景，絕對是從前所無法企及。快要到達峰頂時，心情也逐漸調整為透明而清晰。在閱讀上，慢慢擺脫過去那種偏食與挑食的習性，而開始養成雜食的脾性。因為懂得放開，或者放下，這十餘年來更加可以接受並置或參差的閱讀方式。

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夜讀。很多人都說，老年人是早睡早起，我還是維持著研究生以來的晚睡晚起。我的工作時間是下午十二點以後，到半夜十二點以後。中間無需午睡或假寐，可以擁有書寫與閱讀的完整時刻。老人不是一天造成的，夜讀其實也不是。我的身體自然有一種規律的流動，就像潮汐升降那樣，我也是屬於天體活動的一環。當我的前輩與朋輩逐漸停止筆耕之際，我自然而然會把眼光投向年輕世代。我是典型的現代主義者，相當熟悉文字的鍛鑄與濃縮。至少有二十餘年的時間，相當樂於穿梭在精緻的詩行或精煉的散文，以及精製的小說作品。對於文字所釋放出來的魅力，有時在深夜時刻我也會產生悸動。尤其在現代詩行中間，相當訝異於詩人在行與行之間的銜接藝術。現代小說所帶給我的吸引力，或許不會讓我驚聲尖叫，但也有拍案叫絕的時刻。這樣的閱讀，使我的生命增加了質感，也使我的情緒變得特別敏銳。

當我開始翻開年輕作者的詩或小說，已經可以清楚察覺，我對現代主義的鄉愁逐漸淡化。於我而言，在我閱讀的定義裡，一九八○年代崛起的作家就是屬於新世代。尤其是見證女性作家大量出現於文壇時，我在內心告訴自己，現代主義的輝煌時期就要變成過去。迎面而來是一個鬆綁的時代，最能清楚感受的是，家國議題不再是那麼嚴重。代之而起的，無疑是性別與族群的關切。余光中、白先勇的國仇家恨已經變成過去式，在斤斤計較的文字營造之際，總會注入濃烈的鄉愁。當我開始接觸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時，一個全新時代已經巍然誕生。這種微妙的變化，正好為戰後文學史發展做了精確的詮釋。

我是一個晚歸的流亡者，終於踏上海島的土地時，新興的都市都紛紛誕生。我所熟悉的六○年代、七○年代城市，都已經歸檔在記憶深處。晚期資本主義終於改造了台灣的文化面貌，相應於這樣的變化，讀書市場也產生重大的變革。一九九二年回到台北定居時，才慢慢去熟悉新興的作者群。張大春、平路、朱天文、朱天心、林燿德、楊照的作品羅列在眼前時，才終於強烈感覺我遲到了。我是屬於受政治干涉的一代，但是在這些陌生作家的小說裡，他們竟是干涉政治的一代。這樣的翻轉，也對我的閱讀習慣造成極大挑戰。他們是屬於一九五○或一九六○年代出生的作家，僅僅相距十年或二十年，文字與美感的落差竟有如此。

投入新世代作品的密集閱讀，正好顯示我的時間焦慮感。彷彿被他們遠遠拋在後面，不免有著前生今世的反差。我願意持續閱讀下去，其實是在追趕我來不及參與的時代。必須要回到學界之後，我才能夠以比較從容的心情，重新閱讀年輕世代的作品。面對那樣龐大的年輕作家群，我更加可以感覺時間消逝的速度，也更加可以體會文字技巧的表現更為豐富。必須回到台灣十年之後，我才真正趕上了曾經失去的年代。伴隨著文學史的撰寫，也伴隨著公民運動的參與，我才真正感覺自己的生命有了寄託。這種感覺非常緩慢，我逐漸消化台灣，也被台灣消化。通過這樣的互動，我的生命才有紮根的感覺。其中最重要的關鍵，便是透過閱讀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