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相逢何必曾相識
■陳蒼多
我在五、六十年翻譯生涯中，有幸遇到兩個算是貴人級的人，一西一中，「相互輝映」，不寫幾筆，感覺會過意不去。
所謂的「一西」，是指我在政大英語系的同事施堂模（T.J.Sellari)，名字中的「T」即Thomas的簡寫，我在email 中稱他為Dear Tom，他則稱我為Dear Professor Chen，我總覺得這樣不平等，但想到他年紀比我小不少，也就釋然。他本來在系裡當講師，後來到美國專研莎士比亞，得到博士學位，又回系任教。
我記得，最初遇到翻譯上的問題時，都是請教一位外藉女同事，後來不知何故，轉而求助於Tom，也許他待人特別和善。我都是先去了解Tom上課的教室，在教室外面癡癡等著，下課時再去請教，他的學生們也許會懷疑，Tom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年紀大又很認真的學生，但是我求助、求好心切，當然不會去想這些。由於請教的次數多，我送給他一個不錯的小錢包，聊表謝意。
我退休後，對他的「攻勢」仍然不斷，是藉由email進行，至今請教的問題也許快近百了。由於我熱衷翻譯，對於時間看得很重，以同理心反推Tom，也認為天下沒有白花的時間，所以兩次送給他兩人份的餐券。在收到第二次的餐券後，Tom很客氣地說，我請教他問題，他也會有所長進，簡言之，是彼此切磋，所以不必特別以這種方式答謝他。
要找到像Tom這樣以「彼此切磋」的態度看待時間的人並不容易。
我在翻譯E.M.佛斯特的《天使裹足之處》時，有一段英文，用中文來譯大約是「義大利車夫出價後，菲立普故意不討價還價，讓車夫那天其餘的時間都不快樂」，我覺得匪夷所思，怎麼可能？於是我用email向Tom請教，才知道，至少在義大利，一個人沒有經過殺價就接受對方（車夫）的出價，是一種社交錯誤，主要的原因也許是，這樣會讓出價的人後悔當初沒有開高一點的價，因此就會不快樂。Tom不僅英文好，也深諳人情世故，與他同事可說三生有幸。
在譯毛姆的《唐．費南多》一書時，有一句英文難倒了我：「In those days，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young were more immature than at present；they had not the knowing，clever way of concealing their ignorance that now fills with admiration those who have occasion to read their works」，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只好請教Tom。我就利用這個機會考考看倌們，試試你們對這句英文的閱讀能力。這個問題解決後，我以email感謝他：「很感謝你。我必須加強我的英文了」。
最近，我在譯W.H.奧登的《染工的手及其他》，遇到一句英文是這樣的：「The poet is the father of his poem；its mother is a language：one could list poems as race horses are listed——out of L by P」。意思我懂，最後面的「L」和「P」分別是「Language」（語言）和「Poet」（詩）。整句是說，「詩的父親是詩人，母親是一種語言，就像賽馬時對馬的標示——詩的產生，父系是詩人，母系是語言」，只是我對「list」一字的意思不是很確定，所以才向Tom搬救兵，他很詳細地說明馬的命名方法，包括父系和母系，並且說，就馬而言用「father」和「mother」並不正確，應該用「sir」知「dame」，還說，很幸運，他年輕時確實很喜歡馬，否則就不知道此事了。我在回信中感謝他，也讚美他，說他懂很多。他把解決我的問題歸之於幸運，可真是謙謙君子。
順便一提，我看到一個簡體字版本把「詩的產生，父系是詩人，母系是語言」譯成詩「由阿詩和阿語所生」。姑不論這兒的「阿」字是何意，其中的「詩」並不一定指「詩人」。
很值得一提的是，Tom也很讚賞我譯困難的作品，如伯頓的《憂鬱的一些剖析》，增加我的信心。
總之，我在翻譯的路上有這樣堅實的靠山，確實會走得比較平順。
把書譯好是上游的工作，將書出版是下游的作業。我也很幸運在下游看到了美麗的風景，遇見了貴人唐山出版社的陳隆昊先生。到目前為止，我在唐山出了三本書，但陳先生的言行卻深深銘刻在我心中。
我早期的譯稿都是手寫，幾乎大部分都是郵寄手寫稿到出版社，契約也大部分以郵寄的方式往返，很少跟負責人見面。只有陳先生是「移樽就教」，讓我很不敢當（早期新雨出版社的王先生也來過寒舍，其中有一次是我央請的）。陳先生則來過我家兩次，第一次是出版第一本書時，當時還帶了一瓶洋酒當伴手禮，我因為不喝酒就當場請他帶回去。妻子還因此責備我，說我不懂禮貌，現在想起來，妻子說的也對，這樣會傷害他的自尊心。記得當時他聊了小時候在家鄉新竹關西的生活，反正是苦學出身。我記得我把我的譯書的書單給他時，他還說要向政府部門申請專案補助，有心人也。
第二次是，我向他推薦我的三本譯書時，當時，他也帶了一本「唐山譯叢」和一袋有葉黃素成分的果凍當伴手禮，我感覺他很用心；這兩件禮物暗示，書要讀，眼睛也要顧。更令人感動的是，我知道，此時出實體書一定虧本，但他就是有客家人的硬頸精神。
這一次，他還準備一本筆記簿，記下我言談的摘要。他說他從小就喜歡看書，並引用美國一位詩人的話：「無聊的治藥是好奇，但好奇沒有治藥」，我問他是哪一個詩人說的，他說忘了。我很好奇，谷歌了一下，原來是美國短篇小說家、詩人桃樂絲．巴克（Dorothy Parker)。然後陳先生說，「無聊」的治藥不一定是「好奇」，譬如說，他每天餵高齡的母親吃飯，就不覺得無聊了，可見他事親至孝。
由於這次我推薦的書，包括一本法國印象派畫家高更的私密日記，陳先生也談到，高更喜歡的大溪地很早就有中國的移民。他的學識廣博由此可見。他又提到，有一度唐山書店也賣暢銷書《哈利波特》，有顧客表示不屑，陳先生立刻撤賣，可見他經營書店不媚俗。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坐計程車回家後，又匆匆趕回來，問他的錢包有無遺失在我家，發現沒有，我就建議他去問失物招領處，看計程車司機有沒有檢到。過一段時間後我致電表示關心，他說，他已收到領失物的通知，並加了一句話，「台灣好人多」，他對台灣可真有信心。陳先生算是難得的出版人。
我在文章開始時說，我在五、六十年的翻譯生涯中有幸遇到兩個貴人級的人，一西一中，但我要趁此機會把「一中」改成「二中」。另一「中」就是我在那時的大同工學院教到的學生，現今出售和出版日文書藉的權威鴻儒堂的老版黃成業先生，他在考上大同工學院之前，我當過他的家教，好巧，這不算「相逢何必曾相識」，而是「相逢也曾相識」。他不計成本為我出了兩本書，師恩不報，更待何時？是嗎？
雖然手機的發明顛覆了「相逢何必曾相識」的說法，演變成「相識何必曾相逢」，但是，「相逢何必曾相識」更道盡命運與機緣的神祕與奇異，「不曾相逢的相識」畢竟屬於機器的冷冰層次。我與Tom，陳隆昊先生、黃成業先生有血有肉的見面，在我五、六十年的翻譯生涯中注入了活水，終將成為我畢生難忘的溫暖又溫馨的經驗與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