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愛」上新加坡：一個藝術的難題

■王崢

可能是生活環境的濡染，或是創作方面的需求與興趣，一直以來我苦思許久關於新加坡藝術的問題，但總是無法找到一個讓人滿意或釋懷的答案。在「季風吹拂的土地」一書中，前BBC記者及「遠東經濟評論」編輯麥克爾瓦提裘提斯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矛盾：作為經濟和教育水平都世界領先的交通金融科技中心，新加坡卻沒有扮演這些條件所導向的某種歷史性角色：如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以及後來的香港所扮演的文化中心的角色。用他的話說：新加坡本來可以成為整個東南亞的「羅馬」之一，但它沒有。我在兩年中創作了諸多有關此問題的文字和作品，但仍不得深義；直到近日在和朋友一次茶聊過後，意識到一個更重要，卻往往被忽視的問題。對於新加坡藝術的疑問，歷史，政治，和經濟（市場）原因縱然顯而易見，但在朋友對於當地飲食文化的「深情」控訴中，我意識到更重要的問題其實是「人」，但這個問題卻常因理所當然，而被認為無關緊要。對比其他，美國華人藝術史家巫鴻敏銳探查到中國當代藝術中與眾不同的生命能量時，說到了中國社會劇變的獨特性，但也忽視了人本身的問題。

其實，只有當一個人深愛他/她所處的環境和生活時，真正偉大的藝術才可能噴薄或潛流而出。而這種「愛」並不是盲目的癡迷，而是很複雜的情緒，英文中的「Love」，抑或中文的「愛」都差強人意—它類似於拉丁文中的「Pietas（憐）」或是希臘文中的「φιλία, Philía（歸）」。用音樂作比，也像是崔健的告白：「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我要永遠這樣陪著你，因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對於這個情緒，台灣作家朱宥勳問到：如果你熟悉和深愛的地方已絕望得令人窒息，你是否還願意留下作為其中的一員？這是世界流散文學的主要命題；但對於更多定居者來說，它也符合電影「一一」中的抱怨：「去了舊金山，也不會怎麼樣，你會發現哪裡都一樣。」所以MLA（My Little Airport）會在歌詞中將一個不再熟悉的「香港」和同樣陌生的「世界」並置—「就當我在宇宙漂流」吧。這種深植於「生活之愛」的情緒，意味著你所愛的環境一定充滿了矛盾，但也充滿了生命力。你所處的社會也許充斥著太多的荒誕，壓抑，以及絕望；但這個社會也同時像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體，讓人隨時可以通過街頭巷尾感受到它的呼吸，引人憎惡或同情。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那些壓抑的社會，在那些歷史的巧合之後，仍能不時爆發出令人驚歎的創意和思想，縱使這種爆發缺乏持續性和系統性。

世界社會大都如此，它們不盡完美，甚至愈發令人擔憂，但當你來到金門大橋，看到那些巨大鋼柱下的各色塗鴉，聞到橋下售賣熱狗和油條的墨西哥小販，你不得不對一個正在呼吸的社會產生某種複雜但絕對鮮活的情緒—它難以抗拒：人類的生活本身是如此動人；相對於數據，機械，以及意識形態，人仍需要活著，並時刻對抗某種荒誕的結局和他者——短暫的過程中，多樣性和個體性時常慘敗，但絕不消失。古巴街道上的老爺車，剛果廢墟中的「薩普」，以及蘇聯的那些「披頭士」青年—如同「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宮」中所說，「當我打開『敵台』，關上房門：我感到這一刻莫斯科重新屬於人民，也屬於我」。這是一切創作的基礎。

但如果你面對新加坡這樣的社會呢？不能說它完全缺乏生命力，對於本地人來說，它同樣具有市井生活與公民社會的存在，並通過一系列的節日慶祝及軍事訓練不斷強化居民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如同那些政客所說，「我們只在乎新加坡的價值」，但什麼又是「新加坡價值」，如果拋開那些如沙拉一般按比例準確混合的民族文化？實際上，它看起來實在「太完美」了，「完美」到不像一個生命體，而像一個精密計算的機械裝置。威廉吉布森曾說：「新加坡就像是一個有死刑的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樂園固然美好，但只限於一年幾次的短途旅行；除了孩子們的幻想，應該沒有人會想每天真的住在迪士尼樂園—那感覺一定像極了伍迪艾倫電影「摩天輪」的悲慘夫妻。若將一座城市比喻為生命或機械，人們對於生命想去理解和親近，但對於機械卻保持矜持和利用。因此，新加坡充滿了投機者和短期「遊客」，卻很少有長留此地，如英培安先生般想去理解這個機械背後的那顆隱秘心臟的「生活藝術家」。

坦白講，要從功利之外的層面，真正愛上新加坡，看起來要比愛上新德里，墨西哥，甚至愛上香港都難上太多。這座城市彷彿只為了工作和消費而生，而這兩者又恰可形成某種自體循環的節奏。中英雙語的社會，卻很難讓人感受到他們對這兩種語言的熱愛—比起英式英語的諷刺，美式英語的幽默，粵語中的豁達和市儈，閩南語中的古雅和煙塵，這裡的語言只是為了趕快說明說清，工作和生意才好更快進行，但說不好聽，也說不有趣—這兩種語言以地球上最精準和高效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只為了那個聳立著酒店和吊塔的天際線繼續閃耀。如果創作者長期缺乏這份感情，或是這份感情的基礎——人與環境之間的自然聯繫，新加坡藝術又無法真正重獲它久違的靈魂，從而激發其他維度的想象—藝術被功能性所緊緊捆綁，無法昇華。而新加坡如果要繼續以目前看似領先的姿態長存於亞洲和世界，一個機械裝置的覺悟是不夠的，它總會老朽和生銹，缺乏溫度；更重要的是那份「將朱古力當是酒」，「將麥記當卡巴萊」的感情，或是浪漫—但這份浪漫並不盲目。實際上，新加坡有太多的細節，情緒，故事有待觀察，加工與整合，它們像路面上的烏鴉一般聚集，但又散開，一天天地發生又消弭在這個熱帶的島嶼。如果除開那些本就迷人的南洋基底，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熱帶雨」也好，楊修華導演的「幻土」也好，吃榴蓮都是不只是吃榴蓮，熱帶的氣味是雋永而憂傷的；那個在跑步機上裸身奔馳的警官，在碼頭上忘我翩躚的工人，以及在漫長雨季的結尾，那個衝破了人倫禁忌以及自我束縛，最終和男孩在暴雨中擁抱的中文老師，都是長存於此地，卻從未言明，並壓抑太久的「愛」，將這座複雜的機器重新以人與人的關係串聯為一個社會，一個可作為「作品」本身的城市，一個被淹沒在迪士尼音樂中的深沉心跳。

此時一壺晚茶的清醒也逐漸模糊為窗外一陣夏蟲的鼾鳴，隨著著犀鳥的撲翅，淡藍色的天空劃開了一抹薔薇—讓人好奇：早起的碼頭工人，即將醒來的上班族，以及在車中晚歸的高校生，甚至是徹夜未眠的政客們，是否也會陷入某種沈默，意識到某種「棲息於大地的詩意」—就算這只是一次手拿咖啡的遠眺，或是舉起手機的定格。我想起了一位法國藝術家友人的箴言，而這也不僅僅適用於愛上巴黎這樣的城市：「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意思是，一個藝術家必先是他/她生活的情人，而對生活的愛情，困難卻也必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