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宇翔 圖/蕭明輝
A.
文青之所以成為貶義詞，只不過顯示出知識份子的內捲化和鄙視鏈有多可悲。大家要獲得知識，還要獲得盡可能刁鑽的知識，這種學習態度的極端狀態是「這本書最好是全世界只有我讀過」。
桑塔格逼迫自己一天讀一本書，每天晚飯後還要趕赴晚場電影。她在日記裡寫：「我想要的是：活力、活力、活力。不要去想崇高、寧靜、智慧——你這個白痴！」這樣對待知識的態度似乎直截誠懇多了。我們讀書是為了豐厚我們的生命，而不是把天上的繁星以量計價，珠寶般摘下來眩人耳目。
繁星是摘不下來的。我說「直截誠懇」，而不會說哪種知識態度比較「健康」。桑塔格一向很重視這種修辭上的微末差異所隱含的宰制力量。譬如，希特勒曾經說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民族，而猶太人是「不健康」的。我說「誠懇」，是因為我希望我們看待知識（甚至任何事），都應該直視事物本身，而不是藉由貶低來控制事物。焦慮只會帶來偽博學。
B.
先鋒藝術家常常也是蘑菇專家，譬如John cage，Tomas Transtromer，Peter Handkle。蘑菇同時兼具美與危險，正如藝術總是環繞著愛與死。在中國傳統故事裡，神農氏激進的行為藝術，至今已被奉為一種信仰，我們也可以看到藝術與宗教從古至今的緊密連結。這是玩笑話沒錯，而且Tomas Transtromer並不常在先鋒詩人之列。但我喜歡「美與危險」的題目，甚至不惜用玩笑話來開頭。
新古典主義者，如楊牧、木心、朱朱、吳興華，喜歡舊題新作，古題新詠，在古代之中尋找永恆的現代性（每個古代都曾是現代），我看，是在尋求一個勢力抵消的思維模組，這大概就是新古典主義者的本質，一種避世，對二分法的抵抗，講究兩極各有的節制，講求感性和理性的和諧。他們對任一極都不滿意（因為美是多麼危險啊），無論是大聲疾呼，或是過度晦澀，無論是對時髦物件，或是對古典物件的輕易挪用。於是他們只能自發地，投入那最不討好的縫隙。他們對外在世界的砝碼所施加的，最細微的不均衡感的覺察，都將引來對自身的最深厭惡。他們是打坐中的天平。
C.
時間控御了象徵，先發生的永遠是象徵，舊的永遠是象徵，正如童年必須是某人一生的象徵。
但憎恨總是指向過去，因此象徵總是使人憎恨，不只因為它舊老衰疲、同義反覆，還因為它過度迷戀自身，而無法輻散意義，與詩中其它部位搭橋嫁接。壞詩始於想傳達特定意義，而且僅僅藉助象徵。藉助象徵並無不好，「想傳達特定意義」則是在基本原則上反詩的。
憎恨必然指向過去，一如美善總是指向未來。讓我們寫詩吧，贈予未來的詩。
D.
「不可以的。」好想聽到這句話，懷念起這句話，多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話。現在大家說：「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的。」這樣豈好？
先是美術館可以放古典音樂（怎麼可以），繼之餐館放起流行音樂。先是十片指甲擦不同色（怎麼可以？），後來木櫃不再用上精緻的鐵件了……起先都是微小的事。
一個傷感的少年，先是寫些真心話在日記本裡（自己看），再便是開始寫起浮薄的詩（給少許人看），最後為了塑求那傷感，索性造出一些謊話（繼之出版）。
從來沒有一個人，輕聲對他說一句：「不可以的。」起先，起先都是很小的事，世界是這麼敗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