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離職

■黃厚謙

慣常的凌晨六點二十分，手機裡設定的鬧鈴應著沉默的黑夜響起，此時母親已然起身，而我通常的又熬了一整個夜。自從去年六月底離職以來，我便大多是這個作息，除非日間有非得保持清醒不可的活動，要不沉寂的黑夜裏，一樓的木椅上頭總臥躺著我如蛇一般輕細的呼吸聲。

早晨的時候，在天亮起來以前母親便會步下樓來，跛著她因髖骨退化難以步行的雙腳，瞧瞧躺在一樓又一夜未眠的我說聲早。我也會回聲早，然後等著母親牽出老舊的買菜腳踏車前往菜市場，等她回來，買菜的同時順帶捎回我的早餐。食畢，其間交雜著的無非就是母親關切我又一夜未眠，昨晚是否有服用控制躁鬱症的藥物，之類的家常。

在七點之前，母親跛著的雙腳疼痛稍減，其實我也不能夠確定，只能夠從母親步行的步伐揣測，她會開始緩緩走向門外，回頭問我門要不要鎖，然後騎上她的摩托車，前往苗圃進行一天的澆水工作。天剛亮的時候很寒，但是除了雨鞋以外的母親總是顯得單薄，臉色有種老去的疲倦。

我會泡上一杯咖啡，在母親離開家門以後，拿起手機開啟人力銀行的app，開始我一天的履歷投遞作業。絕大多數的履歷都是石沉大海，不曉得是因為我大學肄業，又或者是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緣故，寥寥無幾的面試邀約通常是房仲業務的工作。從去年六月至現在我投了上百間公司，各種各樣都快算得上是各行各業了，只有一間在工地施打矽利康的公司老闆願意僱用我，在十月到十一月間，我過上了在工地當工人的短暫日子。累，第二個字還是累，每天六點二十分鬧鐘響起，七點十分出門，七點半以前就得到老闆家門外等候、備料，八點發車前往各個工地施作，視當天行程而定，有時候晚間八九點才回到家。

每一天我的牛仔褲上都會沾染上一點新的顏色的矽利康，用不了多久的時間我的褲子便像畫家的調色盤一樣混雜著各色的髒。這我倒是無所謂，但是工地的工作危險性很高，需要攀爬鷹架，有些工地動則六七層樓高，而這個高度又有風，很是嚇人。除了老闆與我以外，還有一個越南籍的女師傅，在工地，女性畢竟還算是少見，多數都是清掃的阿桑，老闆說是因為剛好我們的這個工種特殊，女孩子也可以很好地勝任，不大需要搬重，靠的是個人手上的技術活。

那段時間，每個下班後的夜裡，我都會拿著貼邊的膠帶，在紙板上練習每個角落各個角度的轉角，因為矽利康的施打需要在施作表面兩側貼上一條膠帶，在膠劑沿著邊線拉伸走過施作面的各個角落以後，將膠帶撕除，以呈現筆直完美的矽利康線條。老闆說這個功夫你得回家自己練，以前的師傅是連教都不會教你必須自己偷看偷學。一個個的夜，膠帶在我手上像貪吃蛇一樣蜿蜒的前進，走著走著就把自己的路給堵死地填滿了紙板上的空白。

後來我便離了職，跟老闆說太累了這份工作我做不來，而實際上是見過那潛在的危險性：我覺得我還年輕，不想如此拚命。又或者其實內心裏頭，我覺得我在高聳的鷹架其間不斷繞著，找不到任何足以下臺階的施力點。

母親聽我喊累，並沒有多說甚麼，而在每天的清晨，她依舊跛著疼痛難忍的雙腳，下樓和我說聲早。

看著無聲無息的人力銀行，再重新捋過不曉得盯過幾遍的履歷表，我在夜裡如同紙板上那條蜿蜒的蛇徹夜不眠地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