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簡政珍 圖/卓美黛
美國著名詩人、詩論家藍笙（John Crowe Ransom）在二十世紀三０年代的〈詩的本體論〉（“Poetry : A Note in Ontology”）曾經說過，詩人善用巧喻（conceit），但是否產生神奇的效果，關鍵在於逼真。單憑這一句話，就可以瞭解一些批評家輕率的立論：「『新批評』只是文本內在的研究，沒有外在現實世界的牽繫」，是典型的不看原典，而只是以訛傳訛的論斷。事實上，不論是當時的泰德（Allen Tate）所提出的字質的張力，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所強調的「弔詭」（也就是葉維簾所說的「既謬且真的情境」），或是他們所共同強調的詩內在的戲劇化，都是以人生當參考點。字質間的張力不只是字與字之間的內在關係而已，而是文字裡穿透的人生所引起的緊密感。「弔詭」既然「既謬且真」，當然是人生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