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李登輝力爭國際空間，也留下兩岸包袱
正因為他的巨大身影，使得接替的藍綠政黨多無法脫離李登輝主政期間所定下的政策方向，只是執行層面有所差異。然而，李前總統主政期間，兩岸立場反覆與言語矛盾，都造成國人及繼任者諸多困擾與疑惑，其中尤其對外交關係及兩岸政策影響最大。
李登輝初掌國政之際，恰好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時代，當時國際情勢變動極大，台灣內部也同時面臨民主化運動對外交及兩岸互動的考驗。不同於前幾任總統，李登輝對國際事務有極高興趣，多次出訪邦交國及非邦交國家。其中，當他首度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訪問新加坡時，當地媒體稱他為「台灣」來的總統，而非「中華民國」，他表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當為他推動「務實外交」的最佳註解。
在李登輝歷次的出訪行程中，最受各國矚目的就是兩次美國之旅。在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從未有我國總統踏上美國土地，當時的柯林頓政府竟不讓過境夏威夷的李總統一行下機休息，導致美方政壇及輿論譁然，友台的國會議員遂共同提案，邀請他赴美訪問，才促成一九九五年的重返康乃爾大學之旅。他創下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我國元首訪問美國的先例，卻也成了台海危機的導火線。
外交及兩岸互動，堪稱台灣處理涉外關係的一體兩面，主政者需小心翼翼地在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尋求平衡，避免成為衝突焦點，畢竟沒有穩定的兩岸互信，就很難有效推進台灣的國際空間。這絕非向中共低頭投降，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李登輝擴大中華民國的國際能見度，這是他任內的最大資產之一；但因個人對中共之理解，反而讓兩岸關係歷經摸索、密使往來及非官方機構接觸，到互信瓦解階段的驚險過程。
兩岸的意識形態差距極大，很難在短期內化解，當年「官方冷、民間熱」的景況已不復見。李登輝提出的「戒急用忍」雖想降低台灣經濟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存度，卻也中斷台灣當年想轉型成「亞太營運中心」的企圖心。更重要的是，李登輝以個人意志提出「兩國論」，讓美國及中共難以接受，雖然最後不得不收回，卻造成兩岸關係一道難以抹平的傷痕。
李前總統確實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空間打開一扇窗，其務實靈活、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作法，屢被國內外專家學者稱讚。可惜的是，由於個人政治意念過於強烈，導致好不容易破冰的兩岸關係因此又陷入難以轉圜的境地，直到馬英九上任後，才有重新恢復的機會。
或許是歷史的因緣，李登輝的日本殖民背景成了他觀察國際事務的基底，雖能拉近台灣與日本的互動，卻也為兩岸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這些是他為國家留下的資產，但也是負債。中華民國在李登輝主政下，民主政治蓬勃發展，國際能見度提升，兩岸關係則歷經波折，這都是他總統任內的足跡，有待歷史給予公允評價。
無論尊敬或厭惡，誰都不能否認李登輝帶給台灣的深遠影響。政治強人終於走到人生盡頭，是非功過及後續影響仍舊處處可見。李登輝辭世之後，台灣仍須謹慎處理外交與兩岸關係，如何抉擇端看國人要如何打造自己的歷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