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吳昭明
我不禁懷疑,火車是不是很早就進入了父親的「染色體」,成為「遺傳基因」之一。
父親是日本時代出生的台中清水人,從小便好學,但那個年代,多數人唸完國民學校就回家吃自己了,想繼續升學並非易事,得跋涉到台中或彰化等大城才有得唸。
他讀清水公學校時,學校操場後方剛好有條鐵路,每每看到火車經過,便對那群能搭火車進城唸書的大哥哥們心生憧憬。好在老天爺沒辜負他的努力,1944年以公學校第一名畢業,如願考上了台中一中,自始當了六年半的火車通勤族。
不過要當個火車通勤族,得冒著生命危險。考上那年,剛好是太平洋戰爭最激烈的時期,鐵路運輸受到嚴重影響,原本跑海岸線的短程汽油車,因汽油配給而停駛,只能搭一天沒幾班的中長程列車。
每天一早,他必須趕清水7點左右發的火車,先搭到彰化再轉往台中。偏偏清水站遠離了街心,雖然有輕便車可串聯,但車伕年紀大,推車慢吞吞,加上火車班次少,錯過就麻煩。因此出門時,只要一聽到蒸汽火車在北邊甲南站那頭高亢的汽笛聲,便卯足全力,死命地狂奔。
班車常誤點,加以銜接等候,如此輾轉而行,全程最快也得1小時40分,慢甚則耗費2小時。但這不打緊,若行車途中遇到空襲,聽到「水螺」聲響,火車會緊急停車,乘客得疏散到車外找地方躲避。唸個書彷彿遠征戰場,備極辛苦。
日本戰敗後到國民政府接收的這段空窗期,台灣鐵路幾乎陷入半癱瘓狀態。枕木腐朽,鐵軌斷裂,導致列車經常「跌落馬」(出軌),加上車廂損毀,日籍技師遣返,物資短缺,維修不易,誤點遂成了家常便飯。用「類統計」術語來描述,誤點的「容忍區間」可以很長很長,或講白一點,只要比表訂時刻慢個15分鐘以內都算「準點」。不過,如此寬鬆的「準點」天數,據說一年不超過10天。
彰化是山海線鐵道分歧點,在這裡轉車的人相當多,特別是國民政府大舉遷台初期,車廂總是擠滿了人。擠不上去的,只能憑十八般武藝,跟著大家像「逃難」似地攀登在最前端的火車頭。
第一次聽到父親是「掛」著火車頭去上學,心中不免揣度他雙眼下的「廣角鏡頭」會是怎樣的視野?是伴隨著音符譜出節奏感的「兩條平行線」違背「幾何學」定理在遠方交會?還是兩側「等距排列」的木製電線桿像小學課本「植樹問題」裡「每隔多少公尺」立一支?抑或大肚溪上由許多正反「三角形」組成的花樑橋一如「傅立葉曲線」充滿力與美地擺呀擺?
顯然都不是!「心臟要夠強,蒸汽怒吼嚇破膽;雙手要抓牢,摔出車外命沒了;眼睛要緊閉,黑煙落塵沾滿身;嘴巴別張開,吃盡煤渣規腹火。」父親那台相機拍的是「生理」與「心理」的風景。
其實,火車頭掛滿人,在那年代見怪不怪,但卻是極危險的事,因而他也有過跟著一群「累犯」被鐵路警察斥喝趕「下車」的不快經驗。
「有樣看樣,無樣家己想」,有一陣子,他學聰明了,算準時間,提早在追分下,然後徒步到2公里外的王田(今成功站),剛好可與原本那班從彰化開往台中的列車來個「無縫接軌」。由於王田是小站,不必擔心被鐵路警察趕下車,甚至「頭等掛位」在前一站就被強力清空,若擠不上車,也還有足以「容身之地」。
父親後來當了海岸線通勤生的「隊長」,最主要任務就是抵台中站後,跑去站長室幫大家索取誤點證明單。單子幾乎天天開,成了「遲到合理」的護身符,唯獨幾次,火車居然奇蹟似地「準點」抵達,害這群通勤生不知所措,因為大家都遲到慣了,不想趕著參加朝會升旗,於是父親多了一項特殊任務,就是拜託站長「循例」開單,大夥再跑到台中公園自辦「戶外教學」。
上學趕火車像赴「戰場」,放學趕火車相對從容些,像是去「遊樂場」。放學後,父親會利用在彰化轉車的空檔到市區蹓躂,吃碗肉圓或貓鼠麵,或到非常疼愛他,家住後站的姑婆家做客,拿完零用錢後再返回清水。
週末只上半天課,時間就更充裕了。他會長期觀察彰化站的列車運行,然後偷偷溜進一列走海岸線的北上貨車回家,大膽地當起了守車員。至於清水停不停,那得賭一賭,不停,就過站在甲南或大甲下車再折返。但也碰過清水沒停,卻因列車爬不上北邊的清水陡坡,趁著它像蝸牛般吃力地緩緩蠕動之際一躍而下,猶如美國西部特技片,既緊張又刺激。
跟著火車「追趕跑跳碰」,這些都是父親年少時通勤的日常。聊起這段「煙塵」往事,他猶能跟我這個鐵道迷兒子侃侃道來,言談間,似也牽引出老人家思緒中一抹永遠回不去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