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春
疫情關係，線上學習以及居家工作變成一個熱門現象。
回想我的工作生涯，就是在家裡寫字，一寫寫了幾十年。
1970年左右，我在台南任職的漫畫出版社藝昇書店結束營業，社裡的漫畫家大都北漂尋找新的漫畫出版社，我和六姊則轉往志成出版社工作，我寫童書六姐畫插圖。
漫畫式微，被取代的童書出版社正如雨後春筍，光是台南市大大小小就有好幾家，彼時待在家中書寫童書的我，被一個一個出版社老闆登門拉稿，稿費一家比一家高，沒記錯的話，從志成、大山、建立到恆隆、華淋出版社時，我的千字稿酬已經到800元（當時投稿報紙副刊大約千字千元，還不一定刊登。）
華淋出版社前身是恆隆出版社，我不僅為它寫童書，還寫一系列社會寫實長篇小說，總共寫了十幾本，所以，＜轉燭＞之前我已為長篇書寫練了一遍又一遍。
記得書寫出版社指定長篇小說期間，大約1980年代，為了方便照顧兩個不足五歲只上半天幼幼班的女兒，我把廚房當書房，餐桌當書桌，就那樣寫起來，偶而聽見巷子傳來哭聲或吵鬧立刻中斷書寫探頭出去看看等等。即便如此，回到餐桌都能接續上一個段落繼續寫下去。（這是年輕時的本事）只是，兩個女兒經常把一票小朋友引入我家客廳大玩特玩，沙發椅被整個翻過來，地上都是他們用來辦家家酒的泥沙和樹葉。
此其時，若有朋友路過，通常是連張椅子都沒得坐，只能瞠目結舌匆匆離去。
事情會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彼時為出版社書寫的長篇小說內容都是充滿夢幻與歡樂的愛情故事，卻是在柴油米鹽醬醋與孩子們的吵鬧聲中產出。
以前，我不把這些書列入自己的創作名單，真正寫的文學書十根手指頭不用數兩遍就可以算清楚；如今我通通把寫過的書納入行囊。醜孩子也是孩子。它們確實存在過，也陪伴我度過無數日月星辰。
我很珍惜自己的文字工作，它就像早期海上漁民用來辨方測位的子午星，天上最亮那顆星，在我為自己的渺小無助感到沮喪，或者失去行走的方向時；因為書寫，通常都能找回內心最原始的信念。
所以，寫作對我來說是救贖，不是天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