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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創意人，非臺灣的臺灣
「我來自日本，幾年前來到我太太的家鄉，如今很榮幸成為臺灣設計圈的一份子，未來會盡我所能貢獻這片土地。」2016 年金點設計獎頒獎典禮上，一位日本設計師獲獎上台致詞，格外引人注目。 夏日清晨，在青田街巷弄裡的咖啡店。長友大輔穿著清爽俐落的黑色上衣，臉上堆滿笑容。他的神采與台上致詞的模樣相去無幾。這次聊的不只是設計，而是他豐富精彩的生命經歷。台灣這塊土地的風貌與特殊的人文景觀，讓長友大輔的設計觀點從東方的溫潤細膩中，也衍生出了異國的多樣包容性。從產品設計一直到建築空間，長友的作品同時具有跨國的思考與在地的方法。
▍「設計思考最重要的不是個人美感，而是開放的溝通與合作」——長友大輔
你好，我是來自九州的長友大輔
橫越四國的上空、在寬廣的近畿平原上呼嘯而過，阪神工業區的巨大廠房二十四小時日夜不停地運轉，筆直成列的煙囪冒著濃煙，這裡是全日本第二大的工業生產地。18 歲的長友大輔坐在飛機上，凝望著窗外那些他未曾造訪過的地方，直直往北飛向東京。
來自九州宮崎縣的鄉下男孩，不同於一百多年前的薩摩（九州古名）祖先西鄉隆盛入江戶（東京古名）討伐幕府。也不像是其他那些在都市長大的同儕，他對於繁華世界長什麼樣子沒有太多概念。此次來到東京是為了學習建築，探索這個世界更多的未知面貌。
光是為了從宮崎縣來到東京求學，他就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最終進入了明治大學理工學部，選擇了當時最熱門的建築學科。
當長友大輔興奮地等待開學的時候，教授卻語重心長告訴他們：「我知道你們花費很大的努力才來到這裡，但是不要期待太高。因為當你們畢業的時候，不一定能找到工作。」這席話對於剛上大學的長友大輔來說實在難以理解。好不容易才通過了競爭激烈的入學競試，他現在滿腦子只想著要好好體驗這四年的大學生活，哪裡有辦法去深刻咀嚼這句話的意思呢？
四年過去了，當他跨出大學校門面對社會職場時，長友大輔才意識到教授在開學第一天所說的話是真的。當時正適逢日本泡沫經濟的高峰，整個房地產與建築業因為這波經濟衝擊而完全停擺。也是在那個時候，長友才開始認真思考未來工作的事情。
他曾經嘗試在不同的建築設計事務所與建設公司之間以兼職的方式四處接案，如此忙碌奔波卻只能領到相當低廉的薪水，他坦言那段期間是他目前人生中最灰心喪志的經驗。有一位同校碩士畢業的前輩，花了六年在大學努力獲得專業學術文憑，最終卻只能在一間小小的設計工作室領到一個月六萬日幣的薪資，即使公司願意負擔通勤費用，卻對生活負擔沒有太大的幫助。當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往往也接近午夜了，下班後無處可去，最後只能用喝酒來緩解一整天的辛勞。
長友大輔看著如此優秀的前輩，努力到最後卻是這樣的工作處境。他不希望自己未來也是過著同樣的生活，這個時候他腦袋突然閃過家中的大哥曾經說過的話：「美國的薪資待遇比日本更好哦。」想著即使繼續留在日本狀況也不一定能立即改善，長友總算下了決定，要親自去太平洋彼岸那個巨大的國家看看。
此次的旅途遠比九州到東京更加遙遠，飛行時間至少要 12 個小時 54 分鐘。長友大輔坐在飛機上懷著雀躍又不安的心情，看著一望無際蔚藍色的太平洋，橫越了國際換日線的上空，穿過日夜的疆界。接著再次看到陸地，繼續往東穿越北美洲大陸，經過了無數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終於降落在甘迺迪機場，年輕的長友大輔即將首次面對異世界的巨大文化衝擊。
巨大的文化衝擊！九州男孩在紐約
從九州到東京，雖然是遙遠的路途，但是依然在同一個世界裡。雖然需要一些時間適應，但是那裡的人都是同樣的膚色、說著同樣的語言，對長友大輔來說並沒有太吃力。
然而紐約卻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各式各樣的人，有著不同的膚色，講著不同的語言，每個人都來自世界各個不同角落。長友第一次在如此巨大的城市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過去在日本的生活經驗在這裡完全派不上用場。有著太多他無法理解的事物，當地的物價又是如此昂貴。因此才剛抵達紐約沒多久，長友又立刻被徬徨與不安的感受席捲了心頭，開始想著什麼時候才能回去日本。雖然他一直告訴周圍的朋友要來紐約唸書，但是卻不知道如何真正開始。抵達美國後，也才意識到在紐約要申請碩士是如此困難。最後，他決定硬著頭皮去請教已經申請入學的前輩們。
在準備申請入學的時候，就讓他深感日美兩地的教育文化差異。在日本，求學的重心始終放在瞭解專業的知識與技術，只要好好熟讀眼前的科目就能獲得好成績，即使到了大學階段，也依然是這樣的學習方法與教育模式。然而在美國，學校期待學生從自我動機與命題為學習的出發點，從小就持續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探索。
因此，長友大輔在美國學習到的第一課，就是必須更深刻地去認識自己，用更開放更自由的態度去面對過去的所學。他重新彙整自己成長過程中的所有經驗，包含蒐集運動鞋的嗜好也放入了作品集的自我陳述裡。在這個探索歷程中，也讓他重新感受到日本的成長經驗對自己帶來的意義與價值。很多人有機會遠渡重洋去美國，都希望能在當地尋找新的機會，而長友反而內心裡一直感覺自己終究會回去日本。
畢業後，長友大輔在當地獲得了一個工作機會，可以讓他在美國長期居留下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卻不是他想追求的人生目標。2008 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導致北美建築業受到沉重打擊，讓長友認真思考離開美國去其他地方尋找機會的念頭。正好此時加泰隆尼亞理工大學的高等建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Architecture of Catalonia；IaaC）提供研究員職位，讓他決定偕同事業合夥人兼妻子離開美國去歐洲尋找新的機會。
加泰隆尼亞理工大學位於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首府巴塞隆納，那裡是全球建築師所憧憬的夢幻之都，充滿著許多美麗的古典建築。歐盟的簽證政策，讓長友大輔和妻子得以享受歐洲的旅行自由與文化風情。另外一方面，也因為在 IaaC 的研究機會讓他們得以接觸到全球性的建築議題，IaaC 在應對全球性的建築議題上具有領導性的地位，包含經濟政策、環境永續發展、能源議題、社會實驗等等的全球化討論， IaaC 提供了豐富的資源聚集來自全球的專家進行共同研究。
在 IaaC 的經驗，豐富了長友大輔過去對建築實踐的想像，也讓他開始關注更多社會性議題，並意識到這些議題的重要性。即使打造美麗的建築仍然佔據不少內心的盼望，但是另外方面，關注建築的社會與環境責任，也是同等重要的價值態度。建築師的責任不單單只是想著如何把美麗的建築做出來，更該思考建築如何回應環境議題上的挑戰。
重返熟悉又陌生的亞洲
2010 年，長友大輔最終決定回日本，並開始經手一些來自東京與九州的計畫。由於妻子兼合夥人是臺灣人，所以也決定同步在臺灣尋找業務機會。然而當他帶著海外經驗與工作習慣去接觸日本企業後，才發現事情不如他所預期的那麼順利。「回到熟悉的家鄉，卻被視為外來者。」這是很多有海外經驗日本人返國後的共同經歷。不少日本公司比較偏好選擇應屆的大學畢業新鮮人，因為他們可以將他從頭培養成適合公司內部文化的人。對於有海外經驗的日本人來說，他們反而很難再融入原本的體制環境裡。長友舉了一個笑話為例：「在典型的日本會社，如果有人對公司政策提出疑問，那麼這個人一定不是日本人，因為日本人不會問為什麼。」雖然是笑話，但是也非常貼切地描述了日本社會文化的特性。
長友大輔起初仍試圖維持兩地工作模式，在臺北與東京之間來回奔波。一開始他覺得臺灣的設計環境相對於日本尚未成熟，所以希望把主要業務集中在日本，辦公室也是以東京為主。但隨著臺灣的專案計畫越來越多，他開始評估如果要繼續接洽臺灣的建築專案，長期下來很難繼續在東京駐紮。
因緣際會下，長友大輔在交大有一些教學機會，他帶領團隊負責了一個「蘭花屋」的專案計畫並參加了歐洲的綠建築國際競圖，藉由這次的機會交大建研所的曾成德老師順勢邀請長友在交大全職任教。由於交大是國立大學，當長友以國立大學教師身份活動時，也免不了必須受到一些行動上的侷限，無法再讓他隨時隨意地出國。也因此讓長友最終決定把事業重心完全駐紮在臺灣。
有了這次的教學經驗，讓長友又接獲了中原大學的邀請，擔任室內設計系的設計指導教師，同時也協助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舉辦了一些國際事務活動，這些經驗讓長友與臺灣的建築設計人際圈越來越親近。離開中原後，長友又被推薦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擔任全職的教師職位。不同於在中原任教的經驗，長友必須花費更大的心力在教學任務上，同時仍然也有工作室的日常勤務需要維持。
多年的跨國經驗，讓長友大輔能以全球眼光在不同地方去思考共通性的問題。他希望在亞洲也能創造像是 IaaC 針對議題上的討論，並有效地利用當代的技術方法去回應這些問題。「日本的社會系統已經被建置多年了，所以短時間要接受新的方法或思維比較困難。」長友大輔提到他選擇臺灣的其中一個理由「臺灣相較於日本，有更多機會空間去嘗試全球性議題的新思維與新方法。」
雖然最起初抵達這裡的時候，長友仍然有返回日本的想法。但是隨著在臺灣越來越多的機會找上門，也認識了越來越多的朋友，幾個重要指標性的作品都是在臺灣完成的，甚至在這裡籌組了家庭。在臺灣的第一年，長友和妻子迎接了他們第一個新成員。一開始長友盡可能對她說日語，因為總認為有一天會回到日本。隨著在臺灣待的時間越長，原本的起心動念也越模糊。現在，對於第二個孩子，長友笑著說：「也許把中文學好，對他在這裡的未來會更有幫助。」
「日本人很喜歡將所有的事情系統化、規格化、標準化，但是臺灣相對上比較不那麼追求這件事情。」長友坦承日本與臺灣在這方面的差異，一開始讓他感到不太習慣「即使是在大企業、學校組織裡，他們也不太完全遵照規則去做事。」他認為這個差異並不代表是優點或是缺點，而是為了因應不同的背景條件，所選擇最適合的方式。日本人追求組織化這件事情固然對於組織分工有好處，但是也容易讓自己變得太死板僵硬。當在面對多變多樣的環境時，適應性就沒辦法那麼好；臺灣人相對日本人比較能接受多樣性與變化，特別是在面對跨越不同國家文化的全球市場，臺灣人會顯得更有競爭優勢。「臺灣人比較容易主動欣賞外來文化，也享受文化差異帶來的驚奇感。但是日本人則是相反，雖然他們對於不同的文化也願意欣賞，但是最終還是喜歡自己的文化多一點。」長友認為，正是因為如此日本人很少會去關注其他國家，只關心自己國內的事情，所以對外來新事物並不是那麼感興趣。
如果經濟是在一個發達的狀態下，對國內的關注自然有助於幫助內部市場發展。但是一旦國內經濟停滯，要繼續維持這種生活方式就會越來越辛苦。但是對日本人來說，要改變自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挑戰，這本來應該是那些大型會社有能力去擔負的任務。「作為一個長期在海外的日本人，我也會疑惑為什麼改變對他們來說這麼困難？」近幾年在臺日往返過程中，長友也逐漸能理解這當中的難處，雖然很想幫忙自己的出生地做一點什麼，但是畢竟人已經深耕在臺灣了，他坦承自己看著日本的現狀確實也會感到擔憂。
無論是什麼差異，總是能找到可以溝通的方式
在臺灣的時間待得越久，長友大輔也開始能感同身受臺灣人在各方面的處境。作為學校教師，有些時候也會需要帶著學生出國參加活動。他提到有一次帶著學生去法國參加活動，主辦方要求他們將「臺灣」易名為「中華臺北」，同時也限制國旗的露出。這些年輕的學生們有些人是第一次出國，首次出席國際場合竟然遭遇不友善的對待，讓他們備感挫折，甚至當場哭泣了起來。另外一次的經驗，則是學生們私下帶了國旗在歐洲某個城市廣場拍照歡呼「這種對自我國家身份的情感，不會在日本人身上看到。」長友認為對日本人來說，他們從來不需要去思考或討論身份議題，因為這是一出生就理所當然擁有的東西。「直到看著臺灣人在國際場合所遭遇的處境，才讓我第一次思考這件事。原來身份認同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東西。」
出生地的「身份」並不會因為離開而有所改變，然而以新住民的身份進入另外一個地方是需要努力與付出的。然而即使在怎麼努力融入一個新的環境，不同身份的邊界依然會持續存在。特別是在臺灣的生活，反而讓長友大輔更深刻感受到自己作為日本人的部分，這種體悟是在日本的時候不會特別意識到的。
長友大輔在四個不同的地方都有生活與工作經驗，最終也和臺灣人共同組成家庭。事實上也早已習慣在不同邊界之間的穿梭往返，這些邊界在他心裡面永遠不會是阻礙，而是更多的溝通、同理與合作。他提到自己的太太兼事業伙伴 Minnie 不會說日語，而他自己也不太會說中文，但是還是有第三種共通語言可以溝通、戀愛、結婚。「我們夫妻之間用英文溝通，有時候我會對小孩講日文，我的太太聽不懂。但是當她跟小孩講中文的時候，我也聽不懂。這個時候我就會跑去問我的女兒，媽媽剛才說什麼？」長友笑著說。人與人之間也許存在著各種界線，無論是基於什麼因素構成的界線，總是可以找到溝通交流的方式。
「臺灣人對於新穎、不熟悉的外來事物，總是能抱持高度的熱情與好奇去接觸與嘗試。這是我喜歡臺灣的地方。」2014 年的時候，他帶領一群臺灣學生與日本學生進行一個合作專案，看到了雙方在面對議題時所採取的不同態度，日本學生非常有組織性、並會主動建立某種可依循的規則，而臺灣學生則是保有高度的彈性，能靈活有效地切入議題的核心。當這兩種看似不同的特質，能夠一起合作並找出理想的方案，這是非常美好的經驗。「臺灣人有自己應對問題的方法，而這也是基於臺灣這個特定的環境與歷史才產生的智慧。我相信這樣的智慧讓臺灣人放眼全亞洲擁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特質。」長友大輔覺得即使是這麼小的一座島嶼，仍然可以擁有自己的影響力與價值。他很高興自己能參與在這當中，見證一個新興的社會如何持續成長茁壯，在世界上留下自己嶄新與眾不同的足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