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眼前無限感──詩在苗栗的前世今生

文/number053 圖/陳克華

詩人丘逢甲有首詩如此寫道：「田制奇零畝，溪流淺急聲。亂山多近市，新縣未圍城。土瘠遲官稅，民貧長盜萌。眼前無限感，過客此孤征。」丘逢甲筆下的「亂山」、「土瘠」且「民貧」，描寫的就是自己的故鄉──苗栗。

 

苗栗的文史風景探勘

苗栗舊稱「貓裏」，由於地形崎嶇、被許多山脊所阻隔，交通備受限制。雖然因為地理關係的緣故，苗栗過去在人際互動受限於鄰近地域，但也因此形成了一個具有認同感的文化生活圈。當然，讓苗栗在發展上產生諸多困難的，並不只有環境因素。在不同掌權者的統治之下，地域的正式命名也顯示出苗栗主體的變動性。

第一次在官方行政區域劃分中出現「苗栗」一詞，是在清領時期。儘管看似很早就「正名」了，但對當地人來說，能光明正大地在地址上寫「苗栗」這個名字，卻是經歷了漫長乖舛的過程。無論是1889年至1895年經過奏請光緒皇帝正式設立的「苗栗縣」、日治時期在1901年至1909年設立的「苗栗廳」，抑或是國民政府來臺後在1950年重新設立的「苗栗縣」，這些更名都再再讓人們對於地方的認同產生變動，間接影響了人文藝術的發展──用一個「堂堂正正苗栗人」的身份書寫，可以更名實合一地歌詠地方，更可以記錄民俗風情，讓這塊土地的記憶跨越世代的藩籬，以文字為翅膀，從過去飛向未來。

要觀察苗栗的文學，則必然脫離不了人與人的集結互動。相較於1895年以前臺灣的十幾個詩文結社，日治時期的文人雅士們在短短五十年內，總共創辦了數百個傳統詩社。因為清領時期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擁有相同的語言習慣，在文學藝術上不會有太多的差異；但當自幼學習漢語的傳統文人在政權轉移後，面臨的不只是日本政府成為掌權者的階級異動，更是從文化習俗、語言文字上全面地被改變──美其名是「現代化」，不過看似進步的種種政策，卻往往伴隨著無法適應的痛苦。在這種複雜的族群關係與歷史的重層現象中，「詩」作為藝術的一種表現方式，也就成為了文人逃避現實的出口。

 

苗栗的古典詩社綜覽

談到詩人的結社，可以從詩本身「神奇的魅力」說起。無論是意象的使用、聲韻的設計，或者是留給讀者解讀的閱讀空間，種種難以說清的曖昧性質都讓詩不再只是一種形式上單純的文類──稱讚風景「美得像詩」、很有「詩意」已然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可以這麼說，詩是一種最凝鍊的文學、藝術的巔峰。

綜觀文學發展的過程，以小說或散文為名的文學結社寥寥可數，但「詩社」的數量則異常蓬勃。正因為「詩」的文學傳統與藝術本質，而讓這些創作古典詩的詩人能夠在集結作詩的時候，從「現代」的成長與批判中暫時逃離；但這也使得他們的作品時常淪為辭藻的搬弄，無法展現出內在的精神。究竟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詩社裡的成員們該如何保有自我的意志？

想像一場時空旅行，我們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苗栗。首先，我們將會看到1897年創立的「鹿苑吟社」、1917年的「天香吟社」以及「湖光吟社」；到1927年，苗栗最為興盛的詩社「栗社」誕生，不難看出苗栗詩社的蓬勃發展。最早以苗栗為中心發展的的鹿苑吟社，藉著「詩作的吟哦酬唱來聯絡南北聲氣，以抒發家國之思、滄桑之痛」。有趣的是，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情況尚未明朗，詩社並沒有實體的聚會，反而是以「郵寄」的方式傳遞彼此的作品進行交流。這種由許多人共同形成人際網絡的「筆友」形式結社，用現今的角度來看，似乎和我們熟習的「臉書社團」有幾分相似。

在鹿苑吟社創辦二十年後，天香吟社的出現則更加影響了苗栗的文學發展。對於支持新文學的人們來說，往往會認為參與傳統詩社的文人們都是心態「保守」、站在「反抗的對立面」的人。對於這種說法，天香吟社的詩人吳頌賢可以證明事實也許並非如此。吳頌賢在天香詩社創辦期間，受邀擔任書記等職務，在參與活動之餘更協助社務的運作；當出版《天香吟社詩集》時，所有的書籍就是他一個字、一個字手抄來的──相對於1920年代才開始盛行的印刷術，手抄代表了一種文化的溫度。天香吟社主要的活動區域位於當時苗栗街的文昌祠內，而文昌祠外頭立著的「敬字亭」也許正告訴著我們，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字，都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這個世界上，代表先人對文字的敬重。

對於社會脈動的體察，吳頌賢有著敏銳的觀察與熱忱，他甚至曾參與了羅福星領導的抗日活動──只可惜，在當時所有武裝抗爭的力量，都是難以與執政者的軍事規模相抗衡的。在抗日活動的最後，吳頌賢被捕入獄六年，出獄後才加入詩社，以另一種「文化上」的活動繼續他抗日的精神。

 

苗栗重要詩社：栗社

在1927年，天香吟社擴大組織，轉型成百人以上的「栗社」，甚至吸引了有「鐵血詩人」之稱的吳濁流加入。栗社的社員大多是地方仕紳與知識分子，發展到最興盛時，成員的蹤跡甚至北至板橋、南至台中。

傳統詩社大多以某某「吟社」為名，原因是社團大多以舉辦「擊缽吟」活動為主。擊缽吟創立的目的原來是為了推廣古典詩，但各詩社發展到最後，往往讓其演變為形式僵化、內容空洞的一種活動，也因此許多新文學的支持者認為這是一種陳腐的象徵。有「高舉五四火把回臺的先覺者」之稱的張我軍就曾說「我們反對做舊詩，我們尤其反對擊缽吟」；而朱點人在著名短篇小說〈秋信〉中的主角「斗文先生」也曾批判「擊缽吟不是詩，從凡夫俗子口中唱出來的山歌才是詩」。不同於其他詩社，栗社採取「賦詩以課題為主，擊缽吟為輔」的策略；在詩社運作期間，吳頌賢甚至每期手抄油印詩集分送詩友，彰顯了為文學付出「身體勞動」的證明。吳頌賢賴以為生的西服店，因為時常聚集栗社的詩人而遭受日本警察頻繁的調查；從參與羅福星的武裝抗日活動開始，吳頌賢對傳統文化與認同的堅持，除了可以從詩作中觀察出，更表現在他「一生拒穿日服」的衣著上。

王幼華的《冰心麗藻入夢來》一書詳細梳理了日治時期苗栗的傳統詩社，他發現這些詩社裡「出現不少相同的成員」。這種「重複參與不同詩社」的行為，是否代表當時文人們的文學認同，可以同一時間在不同的詩社間流動呢？對於在2000年左右已走入歷史的栗社，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在日治時期苗栗的文學場域中，詩人是如何去面對文化的變革與自我的理想。

在苗栗第一次設縣時，文昌祠在內部的倉頡廳設立了英才書院，開創了官方與民間共同舉辦教育活動的先河。甲午戰爭後，書院廢止，文昌祠在日本政府令下先後成為了憲兵屯駐所、公學校、支廳宿舍。雖然書院廢止，但每年春秋文昌祠祭典的日子，栗社仍然會邀請苗栗各詩社的詩人們一同舉辦詩人大會，展現地方的文學色彩。今日，當我們走入苗栗的文昌祠祈求考試順利、在體制內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努力時，不妨回顧這段精彩的歷史──想像白色照壁裡，一百年前天香吟社的的文人們以詩相談，言談之間散發書卷氣息；高聳穩固的牆面彷彿一個巨大身體，看裡頭的信仰的血脈和神聖的物器，預視古老文明重見光明的契機。

 

從古典回到當代

詩社之所以特別，除了在於其鑽研文類的特殊性，同時也因為社內舉辦的各種活動。詩人們集結聚會，一方面可以排解個人情緒，另一方面同時傳承文化和文學的傳統，在日本文化的統治下建立一個「漢文想像的共同體」。從日治時期的文學來觀照當代社會，則顯示出了現今人們對文字有更多的「行動」──對於近年的大埔迫遷事件，苗栗的客家詩人邱一帆寫下〈土地悲歌〉作為紀錄，其他也有辛牧、鴻鴻等不同世代的現代詩人為此次徵收而提筆，寫下社會的憤慨。也許，有些人會質疑「詩」是否會因為與現實靠得太近而淪為「口號」？詩在創造現實之餘，更要反映現實，才能真正打動人心，如同丘逢甲於1895年寫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悲痛詩句。

日治時期的苗栗經濟開發較晚，這也連帶地使得苗栗人文藝術的發展不及其他地區；相較於將這種緩慢視為落後的表徵，也許將其看作一種「蓄勢待發」會更有文化的深度。苗栗作為詩人的故鄉，該如何以文字去表現出活生生的血肉，而不成為丘逢甲筆下的「過客」？連橫在《臺灣通史》中，為丘逢甲寫下「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的嘆息。相較分別戰死於八卦山與斗南的抗日英雄吳湯興與徐驤，丘逢甲、吳頌賢等眾多的苗栗詩人們雖沒有獻出生命來證明自己的家國理想，但他們卻以一種更長遠的方式，為臺灣在時代之中下了一個註腳──這些情感深刻的詩作至今依然被人們流傳著。

被笑並沒有什麼，重點是如何在社會中達成自我的實現。「詩」作為一種簡便、最能夠呈現出張力與情緒的文體，從「身體力行的革命」和「文學作品中情操」來分別觀察，遙想當年的有志之士們是如何深思熟慮地抉擇，也許是另一種認識苗栗前世今生的方式。畢竟，刀槍可以傷人，卻傷不了任何一首詩。

 

＊本文作者為北藝大文跨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