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水丰尚書 糖城和挪威的森林

■秀實

華人客寓美國,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意,也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落寞。那年我開車從休士頓(Houston)南下墨西哥灣的加爾維斯頓島(Galveston Island),大道如矢,馳騁在平坦筆直的高速公路上,看著「咪錶」的指針左右擺動,瞬間灰暗的海洋在望,仿佛大地就這麼給征服在腳下。那是科技賦予人們的亢奮和自信。後來一連幾天,居住在休士頓一個叫糖城(Super Land)的地方。那兒寧靜整潔。某個早晨我給煩雜的機械聲吵醒,掀開簾子,四野悄然,只有一個墨西哥人在為對面人家刈草。午間過後,我收拾物品,徒步到游泳池去。游罷順道繞到湖區,在湖畔稍歇,便掏出剛從超市買來的雜菓乾。用力擊打著雙掌,不旋踵便有三數隻色彩斑爛的鴨子,貼著湖面飛翔到我這兒。我把乾果撒在石卵地上,鴨子喜孜孜地邊走邊低下頭吃著,堅硬的嘴巴敲打在地面,發出響亮無比的「閣閣」聲。晚上回去,吃著用微波爐烹調的菜肴,翻讀幾十頁小說,便在寧靜的糖城裡,悠然睡去了。

糖城這裡的每一間house,都是一座獨立的堡壘。彼此間有一個安全距離。客廳上偌大的一幅玻璃,沒有任何防盜網。眉宇憂鬱的朋友說,那裡設置了電子防盜警報聯繫著社區警署。玻璃只要受到撞擊,那怕是給一頭回巢的飛鳥撞上,三分鐘內,屋內的電話便響起,倘若沒人接聽,再五分鐘不到,便有全副武裝的警員叩門來訪。我終於想通了,糖城這個「殖民區」(colony),從社區設施到生活管治,都極具規制,井然有序,所欠缺的是「人情味」吧了。

後來回到香港,對糖城念念不忘的,竟就只有那三、兩頭花鴨,和我躲在那兒房間內讀畢的小說《挪威的森林》。那些頂著腹大便便的身軀,拍打著斑爛翅膀,帶著午後的光陰,自湖的對岸飛來我身旁的花鴨,和那時的我一樣,悠閑不迫。我又想起唐代詩人杜甫描繪過的鴨子,他〈江頭四詠〉的其中一首,便是寫一頭花鴨子的: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

詩人的作品,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裡「重情」的精髓。他筆下的情,是廣闊無垠、煙雲萬狀的。詩人以細致的筆觸,記下了江邊這頭花鴨的一舉一動,文字背後充滿了對花鴨的「欣羨之情」。當然詩人寫鴨,是別有懷抱,那是我國傳統文學「借物寄情」的常用技法。而那本《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的,我讀的感動不已,也是「有情」的很。「我」去療養院探直子,和綠子在遊樂場擁抱,便是糾纏難解。但讀者不應單純地從「情欲」去理解年輕男女的心態。小說有一節寫到綠子父親因病臥榻在床,綠子和渡邊(男主角)聯袂去探望時,想起了「上野車站」及父親的一切。

「上野車站……」綠子沉思著。「上野車站能想得起來的,不外乎兩次離家出走的事。那還是小學三年級和五年級的時候,兩次都是從上野乘電車到福島去,從自動取款機裡取的錢……這一來,父親就趕去福島把我領回。兩人乘上電車,吃著飯盒返回上野。那時候,父親向我說了很多話,盡管十分不連貫。

後來,綠子父親終於病歿了,在述說與父親相關的回憶裡,我們從波瀾不驚的文字中,找到了親情貫穿了一個人的「生命」的情況。我國文化裡,無論何樣的情,親情尤其如是,其精神內蘊都是「施恩」或「報恩」的,也因著這些「恩情」的授受,令我們和親人間合演了一齣齣諸如「慶幸」、「悔疚」、「欣喜若狂」、「扼腕嘆息」的生命樂章來,就如小說中的綠子和她的父親。我絕對認同,也切身感受到這「無限的親情」。它在變改著每一個人,支撐著每一個人活下來,也為我們的生命尋找到意義和價值。新儒家學者喜歡說:「生在無情的社會,雖生猶死」,確乎如此。

文人作家擷取記憶中不同的片段,述說了其發乎個人內心,而貫通天地的親情。翻讀這些篇章時,每每令人感到生命的沉厚。我很喜歡這個「厚」字,那是情之所寄的一種「狀態」。「厚以載物」,物既能載,則人亦已同濟。寬厚的人所得最多,因為親情所加,令他們擁有無限的財富。

糖城淡薄,挪威的森林深厚,於是我告別現實的「城」,走進文字的「森林」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