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宇翔
近期在小說家童偉格的課堂上接觸到夏目漱石的小說《草枕》（其實是創作論）開篇這樣論及創作，讓我十分驚嚇：
「發揮才智，則鋒芒畢露；憑藉感情，則流於世俗；堅持己見，則多方掣肘──總之，人世難居。愈是難居，愈想遷移到安然之處。但當我們覺悟到無論走向何處都同樣難居時，詩便產生了。」
創作，我當然這樣想過：始於對人情世故的厭倦，卻又無處可逃，一種原地的流亡（流亡在此是比喻性質的，但在精神世界中它卻好真實）。於是我們的經驗從蕪雜混亂的三維現實時空，開始轉移，逃逸，游牧到了另一個壓縮，提煉，清晰的時空，稱之為詩，畫，或者音樂。它不只是對現實世界的擴充，還源於一種深刻的不滿，一種替代或者補償。歸根究柢，它是人類對自身殊異性的肯定，一種自我專注，並且伸縮自如，意念向外搜索，奔躍，形變，如一張中古地圖上的遠洋航線，是人們不可言明的多方憧憬，一時沒有盡頭。
這大概是流亡的第一個層次。而我自己在課堂之餘參照所學，有多出一些想法，紀錄如下：
流亡的第二個層次，常常就是傲慢和憂鬱。
作家，捨棄了那令人厭惡的人情世故，逃入一個「非人情」而自持的宇宙，便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創作者，定能對任何情事任何人任何物件下判斷，更認為自己只要絕對專注，透過創造的事功，便能「無中生有」、「憑空造物」，製作可供他人投注的情感，激起他人的愛恨情仇，無論這假借的是甚麼真理或甚麼名號（療癒？共鳴？真誠？）。
創作，或者說才華、天賦，至此成了一個權柄，諷刺地說，果真是完全的「非人情」。
至此，這樣的創作者不免也悻悻地認為，我追求的既是藝術的境界，若還得顧及眾多喧囂浮薄的人情世故，我為何還要選擇藝術？同情，正義，愛，自由，這些東西如同貨幣一樣，一旦流行起來就會貶值。而藝術，作為一個被祝福的結界，應該能夠逃離這個人情世界才對。
其實，這是對自身脆弱的拒絕承認與畏懼。藝術，變成了天才的自我詛咒。
於是，這樣一個創作者不免也，感到一種「神寵中的憂鬱」（童偉格語）──這個世界不值得居住，而我的世界不需要自由，正義，愛與同情。即便，我在藝術的加速之夢中，一時如有神啟，苦心獲得了堪為永恆的教訓，到頭來，卻無法妥善地運用於這個俗世之中，只因為這個俗世就是如此的破爛，如此不值得。
這就是流亡的第二個階段，剛好也是我的所見所聞。夢幻，傲慢，憂鬱。
流亡的最後一個階段，在《草枕》中是一段長途跋涉的返璞歸真，是對日常世界的重拾。夏目用一種貶謫般的行旅口吻這樣說：
「我在茫茫的青黑色的世界裡，冒著幾條銀箭般斜飛的雨絲，水淋淋地埋頭向前走去。當我沒有意識到這是自己的影像時，便成為詩，可以當作詩句吟詠。當我把有形的自己忘卻盡淨、用純客觀的眼光看待一切的時候，我才能作為一個畫中人和自然景物保持著協調的美。但是在感到雨天的苦惱，兩腿疲倦不堪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既不是詩中人，也不是畫中人。只不過是市井中的一份子。」
原來，此刻創作著這個真實世界的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普通人，像你像我，在人生的行旅中感到不耐、不安、不悅，卻無從搬遷，果真是原地的流亡。這樣一來，藝術創作與真實人生還有區別可言嗎？這兩個世界的區別，豈不只是「我」在雨中的意識切換，當我抽離、游走時便投入藝術，但當我回過神時，仍然立足於此現世。
而此世，竟然是我們唯一值得定居的世界。如果我們終於發現在這個星球上的生存，本身便是無解（因為有光之處必有影子，可以這麼說嗎？），那麼我們可能有幸能夠生發出一種寬容、餘裕之情。那就是，這個身體也只是借來的暫居之所，蘇軾說的：人生如逆旅。老子說：和光同塵（即便光中的影子，和灰塵一樣小，如果這麼說的話）。
因為我愛的這個地方，明明暗暗，充滿了這麼多我的不理解，不承認，不喜歡。但。
（本專欄作家為北藝大文跨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