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Ｏ九學年度大學入學學測成績昨天公布，又是考生、家長欣喜或哀愁的日子；另一方面，招生壓力卻讓許多大學和教師心焦、心急。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面對的問題日益嚴峻，幾乎已上升到國安問題層次。人才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蔡政府應更積極處理高教問題，否則台灣恐將不進反退。 　台灣高教問題的根源主要是兩大因素：少子化與普設大學。根據內政部統計，民國七十年台灣出生人數約四十一萬三千人，民國八十年降到約三十二萬兩千人，民國九十年已不到二十六萬一千人。儘管教改之後大學錄取率大幅提升，但根據教育部統計，八十學年度大學、獨立學院合計為五十所，一Ｏ八學年度已增加到一百四十所。學生數變少、學校數大增，導致許多大學、尤其是私立大學招生困難。 　有些私立大學「窮則變、變則通」，要求老師背負招生壓力，甚至有的私大還將招生「業績」作為教師的評鑑標準；儘管教育部要求學校改正，而且也有違反《大學法》的疑慮，但在若干大學中這已成為「潛規則」，尤其是所謂「後段班」的私大裡，教師為保住飯碗也只能「配合」學校要求。 　生源不足、學費幾乎凍漲，學校經費隨之捉襟見肘，教師「薪」情也大受影響。今年一月媒體報導，多所私立大學教授平均薪資僅五萬多元、助理教授不到四萬元，僅約公立大學的一半。三年多前台大博士生高子壹在媒體發表文章，提到「一個快退休的教授跟我說，他一年報稅的收入是一百三十六萬，但我認識的一個高中老師，三十年教學資歷，薪水還更高」。可見，台灣的大學教師待遇偏低，已是不分公、私立大學的普遍現象，若干經營艱困的私大則更為嚴重。 　由於待遇偏低、大學任用教師「能免就免、能減就減」、專案教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成為專任教師等問題，造成台灣每年平均製造七百名「流浪博士」。若干已有聲譽的大學教師或流浪博士，或為高薪、或為謀生而到海外大學任教，「楚材晉用」讓台灣徒留遺憾。 　大學為求生存，也以多聘兼任教師節省支出，導致一Ｏ七學年度時兼任教師人數占教師總人數的比例約占四成七；私立大學兼任教師人數，又占所有兼任教師人數的六成三（兼任教師可能在多校兼任，因此會重複計算）。去年九月教育部決定自一Ｏ九學年度起以減少兼任教師補助方式，導引大學多聘專任教師，但根據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唐彥博試算，以一百五十名教師規模的私大而言，恐怕難以支應。到底兼任教師比例偏高的問題能否改善，也只能等著看。 　由此看來，入不敷出是許多大學共同面臨的問題，若干私大也已退場，但退場機制至今仍不完備。以去年退場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而言，在退場前即傳出財團介入、一年換五位校長等問題；亞太停辦之後，還因教師人數不足組不成教評會，教師因而拿不到資遣費。而私校退場之後，校產如何處理？也應有周全的配套政策。更何況，一旦學校逐漸走上退場之路，學生受教權能否獲得充份保障？教育部也應負起應有的責任！ 　面對招生困境、學費幾乎凍漲等大學經營問題，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呼籲，請政府拿出對抗武漢肺炎疫情的態度與作法嚴陣以對，此一呼籲已見其心情之沉重，而且有此沉重心情者應絕非僅陳振貴。從歷年出生人數推估，未來幾年私校退場、減薪問題恐會更加嚴重好幾倍，蔡政府該拿出具體可行的對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