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筱婷 時值小雪節氣，我由新竹南下枋寮，準備進行「牡丹社事件」之相關歷史踏查，期待能更深度瞭解這曾於島之南發生過的歷史事件。 「琅嶠」為恆春地區的舊名，過去這裡居住著多元的族群，以排灣族為多數，兼有閩南與客家族群，東海岸知本地區的卑南族其後也遷居於此；他們自稱為「斯卡羅」，其下有豬朥束社、射麻里社、龍鑾社、貓仔社等四大番社，從清代至日治初期，斯卡羅曾是瑯嶠地區最強大的勢力者，有著相當的影響力，在他們勢力下的十八個番社，即被統稱為「瑯嶠十八社」。 我往車城方向前進，沒有多久便到達車城的「福安宮」，福安宮旁有許多小販正在販售洋蔥、紅豆等農產品，相當熱鬧。福安宮是車城地區的信仰中心，也是當地最早發展的漢人聚落，這裡的居民多為福佬客；而車城的舊名是「柴城」，肇因於當地居民以柴築城之緣故，然後以牛車加強抵禦。 傳說福安宮的福德正神曾幫助福康安平林爽文之亂，福康安也特別奏請乾隆，乾隆皇帝即御賜冠一頂與神衣一件加以敕封，這就是福安宮的福德正神為何頭上有官帽的原因，這些歷史就記載於廟前的「嘉勇公福康安頌德碑」，嘉勇公即是福康安，車城居民大多稱此碑為「福公碑」。在福公碑對面為「劉明燈統帥過福安村題名碑」，碑文詳細臺灣鎮總兵劉明燈調查解決羅發號事件，締結「南岬之盟」之前因後果，也被稱為「劉提督碑」。這兩塊石碑所敘寫的皆為近代著名歷史事件，是最佳的歷史見證。 一八七一年時載有六十六名乘客欲返回琉球宮古島的船隻遭遇颱風，擱淺在八瑤灣，三人不慎溺斃，排灣族高士佛社收留其餘的六十三人，可能是語言不通的關係，這些琉球居民不久隨即逃離，高士佛社族人擔憂琉球居民洩漏部落所在，旋即展開追捕，其中五十四遭殺害，僥倖逃過一劫的十二人在當地漢人楊友旺等的營救下返回琉球，此即「八瑤灣事件」；一八七四年日方以「八瑤灣事件」為由，出兵攻打各社原住民，此即「牡丹社事件」。 參觀完車城福安宮的兩塊石碑後，我移動至海生館旁的小空地，空地上豎立著牡丹社事件「日軍營址紀念碑」；日方在「牡丹社事件」當時是於保力溪出海處的沙洲登陸，因為淹水則將軍營更改至海生館旁的「明治七年討蕃軍本營地」位置，而最初日方所登陸的沙洲則早已被整片的木麻黃所覆蓋了。 在「八瑤灣事件」中被殺害的琉球居民，祂們的屍首便是由時任保力庄長的楊友旺、統埔庄民林阿九與林椪獅父子等，協助移葬於統埔村外的琉球蕃民紀念園區內；墓塚外觀為土饅頭形狀，墓碑上刻有「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墓塚前方有塊方形紅瓦，上面有「大日本琉球藩民墳墓，埋葬人楊友旺、林阿九統帶、張眉婆眾人等，經理人林阿九之子林椪獅承祀」等文字。 楊有旺是遊走於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生意人，事件發生當時倖免於難的十二位琉球居民逃至雙溪口附近，由客籍民眾鄧天保帶至保力庄楊有旺家，楊有旺將這些居民護送至鳳山縣衙門，他們的後裔還曾前往楊有旺靈位前表達感謝。 最後我沿著一九九號縣道進入牡丹鄉與車城鄉交界處的「石門古戰場」，這裡是由虱母山與五重溪山所形成的一處易守難攻的天然隘口，因此被稱為「石門天險」；在「牡丹社事件」事件中，排灣族人即是在此地與日軍展開激戰，戰役中牡丹社頭目阿祿父子與許多原住民均傷重不治；數日後，日軍開始進攻牡丹社與高士佛社，並放火焚燒部落的所有房舍，但不久後日軍因水土不服與原住民協議停戰。 氣喘吁吁的爬過了兩百多個階梯，我終於看到了聳立於虱母山的「西鄉都督遺績記念碑」，這是為了紀念牡丹社事件的日軍統帥——西鄉從道；光復後政府曾抹除碑上的文字，更改為「澄清海宇　還我河山」文字，直至二零二零年才修復為原先的「西鄉都督遺績記念碑」。 紀念碑右前方是紀念牡丹社事件中傷亡日軍的忠魂碑，全名為「征蕃役戰死病歿忠魂碑，可惜目前僅剩下基座而已；這裡可以遠眺險峻的石門峽谷，據說對岸山上的黑色洞穴就是當時原住民藏匿槍枝與大石塊的地方 拜讀了陳耀昌醫師的魁儡花一書，再加上戲劇「斯卡羅」的熱映，讓我對於這些曾於恆春半島所發生的近代歷史事件滿懷好奇，因此希望能夠深入恆春地區的牡丹社事件各處相關景點，加深對於牡丹社事件的進一步理解與關懷，在踏訪的過程中也發現那滿溢於國境之南的無限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