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斌
不過是要返鄉，原以為最安全的交通工具—火車，卻成為每一個受難家屬最恨的一個交通工具。也許有人說，不要苛責台鐵、交通部、政府，要怪的是包商…，但重點是這有意義嗎？這對於家屬而言，心中除了怨，更多的恨，恨不能救他的心肝寶貝，怨為什麼發生在自已的身上，大家的捐款、集氣、祝念，只會稀釋這個結構性的慣性錯誤，但不能避免，後續再發生的問題。
筆者經常坐客運上台北，有時候行程趕不及會坐高鐵，我其實都因為對於我國交通工程的施作、組織結構、積習已久的陋習，早已死了這條心，只會用賭的心情來搭運輸工具，儘量找比較好的交通工具、時段、座位來作最壞狀況發生時的求生可能，剩下的，真的只能靠運氣。但對於不了解交通業的惡習、文化及對於交通工程的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他們相信我們的政府。這對於受難的家屬，如何接受。
一、失權與失衡的政府採購機制
這段時間，我們一直檢討我們的政府採購機制，但這些制度的作法，除了不斷的被破壞，也一直被迴避，比如，明知公開招標金額，應如何避免公開招標，如何作技術性的招標，便不容易被檢討。但這些，只有在行內的人才懂的作法，永遠都是魔鬼的細節，也永遠不被檢討，比如：
1.限制投標年限：違反政府採購企業，或重大工安之企業，應處以3年或5年等不得再投標，且其關係企業亦同，這對於重視工程安全的企業，便成為一個重要的指標。
2.莫名其妙的投標資格：常見不具該投標資格之業者，仍然在政府標案時居然能得標，常讓人常感莫名，但未見政府正視。
3.計畫性的標案還是應付式的標案：我國因為政黨屬性、政治文化、預算排擠、學術計畫、立法院或民代要求等原因，而作非連續性的標案招標，這對於開案的資格、執行、資格、檢核、驗收及後續追蹤等，便顯得支離破碎，也不是非這行業的人才懂的問題。
二、技術官僚與官僚技術的官場文化
交通工程與運輸工程，本是一個具高度科學、技術、人文及對於生命高度關注的一門學問，究其原因，在於其所有的每一個起心動念，都在在影響每個人的一次機會，就是生命的存續及家庭的圓滿。但這一門科學，在我國政府文化下，專門技術人員，已不容易被尊重，從目前的核四議題、新冠疫苗注射、高鐵地下水層及目前缺水要農民休耕救科技業等等，都可以看到原來的技術者，因為從事行政官，反而用官僚身分「欺負」技術工作者，這對於文官體制除了是一個傷害外，也漸漸的傷害下一個人及家庭。
筆者從事車禍鑑定工作也十多年，對於現行鑑定機制至司法制度，更是感觸萬千，倒也不是對於鑑定機制的失望，而是對於交通事故除了輕者財產損失外，最可怕的是家庭破碎下的真理追尋的煎難。
三、姑息且鄉愿社會文化
上一次普悠瑪事故時，我和受難者都是從韓國回台，而我是飛往高雄，他們是飛台北，那時我們回溫暖的家，但有人卻回不了家；今天，我們一家去台北，但又碰到這交通事故，本是無關，但感慨萬千。只是說，如同家屬在總統面前說，每次都說會檢討，給個交待，但結果只能用金錢來證明檢討的態度。只是，家屬看這錢，能得到未來心中的平撫嗎？相信是不可能的。
台灣一直充斥著「原諒但不追究真相」的習慣，這十年來，台灣發生地震、淹水、重大食安、工安、虐童、性侵、違禁品等，但並看不到社會更進步的力量，只剩下的是姑息。
四、本未倒置的協力單位
每次看到義消、義警、志工等，看著他們滿懷熱情且受人敬佩的義行，除了感激外，但這為數眾多的人，每個人背後更是一個家庭；只是，我們國家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看到多少預算的浪費、人力的浮濫、公開活動的浪費，心中對於預算有限而人力受限這理由，實在讓人無法理解。如果現行體制，有那麼多的人力需求，何不編制、給予訓練、給予裝備、給予家庭的協助等，這也讓從事危險性的工作者，給予最佳的體制協助，而非讓更多的義工、義消、義警等來作更多的工作協助。
五、省思代議制度對生活的影響
我國長期以來，少了理性，多了立場，用慣了立場，無法討論是非對錯，但這也不是一個短期的現象，而是長期以來的選民素養，也就是常有人說的，這立法委員、議員及民意代表，都是選民造成的一個權力移轉，現在卻反應在生活中的所有百姓。
此時，我們應多、更消楚的監督我們所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既然選的是議員，其本質就是服務在地選民，而非討論國家議題與非當地選民的議題；國會議員，也同此原則。
台灣人良善，也有慈悲之心，這在歷次的國內災難及國際事件，我們的表現，相信比自許文明的國家，更展現出對人文的關懷；但這能量不該讓代議制度只能在下一個重大事故發生時，才又不斷的檢討。沒有人希望，重大事故是發生在眼前的任何人。
（作者為獨任勞資調解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