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崢
在城市中散步是一個非常迷人的概念。從一個方面來說，城市最早並不是給人散步的。城市是聚集政治和經濟中心的交叉點，因此和鄉村不同，城市是給人以馬車，汽車，以及後來的飛機作為交通樞紐的地方——城市是功能中心，而不是享樂中心；而就算要步行，城市的節奏也往往讓人有奔跑的衝動——人均步行速度最快的地方也往往是那些世界級都市，比如：新加坡。從另一方面來說，城市在工業革命造成的餘觴過後反思，卻也逐漸朝向「步行」的方向發展。巴黎在法國大革命之後興起，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末之後改建，以及二戰後修復，就是這一發展方向的典範——徜徉在瑪黑區的街頭，在大片法桐樹的掩映下，代表著工業文明的汽車仍川流不息，但代表著人性的碎石步道卻也以自己的節奏，緩緩摩擦和運送著那些不急於通過地鐵和巴士做兩點運動的巴黎人（Parisienne）。古希臘人當然明白「兩點之間，直線最短」，但歐幾里德在雅典散步時，一定不會按照一條絕對的直線—法國人亦深諳此道。甚至在最為繁忙的凱旋門下，那些具有著年代粗糙感的路面，也從不縱容那些時速可以達到馬赫的跑車們。
就算除開那些過於浪漫的藝術敘事，巴黎人也總是作為紐約客（New Yorker）的諷刺性反面而出現的——巴黎人是「人」，而紐約客是「客」，也許這不僅僅是速度和節奏的區別，更是某種生活態度——「人」會像海德格爾所說，「詩意地棲居」於大地；而「客」則是「無腳鳥」，永遠在天空中趕路，並以此作為生活本身。就算紐約在最中心的位置留有巨大的空曠空間——「中央公園」，但看起來巴黎卻顯得更加空曠，閒散，因閒散而空曠；而那些分散卻暗藏驚喜的小型公園在巴黎人的視角中，則更像是為了應和某種散步的節奏，而非汽車公路的直行拐彎而出現的精神補給點。開闊的空間和心境，是隨著散步所產生的間隔而自然形成的，也更像是人與城市之間的一場寡言卻深刻的對話。「空曠」作為某種超越空間性的哲學概念，也讓人遐想，為什麼開闊可以來自任何「附近」，卻不來自我們所熟悉的「遠方」，某種被旅遊和媒體視角所綁架的「目的地」；這也許是因為這種「附近」是形而上的，是通過隨意的行走，在我們的余光中湧現出的那種空曠感，或者說，一種自由感。一種類似於波德萊爾所說的因為無名（Anonymity）而獲得的自由。但這種空曠感不僅伴隨著某種機緣巧合，也更因為散步的隨意性，而帶有某種不可名狀的危險和確幸——人們通過這種方式發現了常被隱藏在褶皺中的那些奇趣。這令人想起了卡爾維諾的名言：「了解一個城市的最好方式，便是在這個城市中迷路」。而如果要尋找一個適合「迷路」的城市，則沒有任何選項可以超越巴黎。
如同伍迪‧艾倫在〈午夜巴黎〉中的開場白：「巴黎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我來的不夠頻繁」，因為他解釋道：「因為巴黎，就是巴黎啊，」這是一個足以自成為某種形容詞的自信。但當然，巴黎和歐洲以及世界上任何城市都一樣—它作為一個生活空間，它同樣也是一個文化和政治空間；而作為後者，它不完美的地方太多了，比如最近聞名世界的「巴黎鼠患」，以及不時升溫的族群衝突。這讓人不免思考：是否巴黎的老鼠都會爬得更慢？作為對比，有趣的是，我新加坡的告訴我：因為整潔和秩序，新加坡的老鼠顯得更加體面和紳士。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在其中散步所能獲得的啟發和美感。實際上，我總能在一些關鍵節點邂逅不同種類的巴黎，連瑪黑區那家以辣聞名的川菜館，不同的年份和季節去，我都能獲得不同的感受。這種感受如同跣足散步時，身體對於地面的直接反應。
第一次來到巴黎是在五年前的一次藝術調研，為了理解圓明園其中的洛可可元素，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以及市區內數不勝數的小型園林，都為研究這個遠在東亞的案例提供了最好的對比和溯源——不知郎世寧在來到遠東前，是否也曾在巴黎流連。第二次來到巴黎則是去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作為觀察世界電子藝術前沿的ISEA盛會，選擇在一個市民廣場的地底召開，實在讓人感嘆歷史和當代，傳統與科技在此處以某種矛盾又統一的方式共生共存。而我在會議上所探討的「聲音藝術在元宇宙時代歸檔」問題，彷彿也以某種隱喻的方式，在回應著這種矛盾，並試圖提供一個解答。最後一次來到巴黎及尼斯則是隨後七月的假期。不同於工作性質的旅行，巴黎此時終於呈現出生活的一面。在夏日由於高緯度而遲遲不去的太陽，為一杯咖啡就能深聊到半夜的巴黎人提供了持久的熱情和希望。巨大的雲層則因為靠近地面而顯得崇美，如同克萊因的藍色投影，在離去時細嗅著紅酒和鳶尾的餘味。而我則在那個狹窄卻恰好可以站下兩人的陽台，成為了巴黎的新式風景—遊客，但卻是一個渴望留下和融入的遊客。目光總和其他仍在街上的散步的行人，交織為一種超越語言和文化的默契。如同美國作家麗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在「流浪癖：步行史」一書中所說：「步行是一種思想、身體和世界對其的狀態」，也是這三者的對話。
其實，一切藝術創作也類似於這三者「對齊」的狀態，只不過這種狀態更為系統化，實體化。遍佈巴黎的藝術展則是散步這一態度的延伸。比如盧浮宮是潛藏於這座古城中的某種矛盾和連續性；東京宮的展覽則代表了邊緣化的青年人在這座移民之城行走，戀愛，逃逸，以及被美術館所代表的權力範式所規制的親身體驗。最後，蓬皮杜藝術中心則從工業的角度重新思考個人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到底是城市馴服了人類，還是人類改變了城市？這些問題不需馬上得到答案。而在這些傳統的藝術空間之外，巴黎的街頭本身就是某種更偉大的藝術作品；但卻超越了任何系統和實體的約束。散步難免疲憊—佈滿塗鴉，即興表演者，以及兜售著創意的商販們，為我們在余光之中打開了綠島般的空曠「異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