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忠偉
西鄉大爆走～現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濫觴
有了這些準備之後，1873年日本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特以琉球漁民在臺灣被蕃人殺害的事向當時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的毛昶熙及董恂質詢，毛昶熙原本以琉球與臺灣皆為中國領土，來反駁副島的質疑。而對於造成琉球漂流民被殺番人殺害事件，毛對副島表示：臺灣的「番民」有分成「熟蕃」與「生番」兩種，「熟蕃」由官府治之，而未服之「生番」，則置之化外，甚為不理──簡單的說就是「殺人者為化外的生番」與清政府無關。但這句話正好被副島抓住辮子，副島說：「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慌亂當中，毛昶熙竟脫口而出：「（臺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
這句話讓日本人抓到小辮子，所以就可以據此大大方方的向臺灣南部這個清廷昏官口中所謂的「化外之民」所居住的地方出兵。（註三十九）
1874年4月4日，日本指派名列維新三傑之首的西鄉隆盛的弟弟，陸軍中將西鄉從道（1843～1902）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出兵討蕃，翌日，又任命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並設置臺灣番地事務局，以大隈重信為事務局長官。當時李仙得負責輔助西鄉就出兵事宜進行具體準備。西鄉率領8,050人（其中陸上兵員為3,658人，其他為軍屬、從僕、軍艦成員等，註四十），分別搭乘高砂（原為英國船Delta號，為日本花10萬美元買下）、社寮（原為美國船，為日本花6萬美元買下）、三邦丸、大有丸、明光丸並配合3艘軍艦－－日進、孟春、有功…從長崎出兵臺灣屏東，但是這裡有個插曲，在出兵前夕，歐美－－英、俄、法、義大利、西班牙…等列強紛紛表態反對日本出兵臺灣，最早在1873年4月13日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Harry S. Parkes，1828～1885）就曾對外務大臣寺島宗明確表示：如果日本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英國將嚴守中立，並嚴令－－禁止英人、英船參與日軍的軍事行動，同時也威脅一切後果必須由日本承擔，這使得原本要一起隨軍出發的英籍工部省雇員布朗（Brown，日本授少校階，原本擔任測量臺灣沿海及建設燈塔等工作），不得不退出征臺遠征軍的行列。（註四十一）英國反對最大的理由－－不是人道、無關正義，而是清、日之間的紛爭可能會損害英國在中國地區的經濟利益。
而原本贊成（其實是鼓勵和支持）日本出兵的美國也在國際壓力之下，不得不由默許改變為中立，並批評日本出兵的行為違反了國際公法（《萬國公法（International law）》），同時強調以安全保障為由所發動的武力干涉，將不會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新任美國駐日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因此下令嚴格禁止任何美國人與美國船艦參與日本的軍事行動，（註四十二）除少數人以未接到政府禁令，仍舊隨軍前往臺灣之外，李仙得就因此在途中被召回，並被軟禁在美國的廈門領事館內，雖然不久之後就被釋放，但日本政府礙於國際壓力，只得假意禁止李仙得親自參與親臺行動，同時改聘請法國籍的法律專家布瓦索拿得（Gustave Emile Boissonade）來取代李仙得的位置，李仙得則是隱身於幕後。
面對接連而來的國際壓力，日本內閣擔心列強介入，不得下令暫停此次行動。但人在長崎的西鄉從道卻強硬的回覆說：「延遲出兵，將會有損士氣。如果政府強行阻止，我願退還天皇的全權委任敕書，以賊徒之姿直搗生蕃的巢穴，絕對不會累及國家！」他在4月27日命令被任命為廈門領事的陸軍少校福島九成首先率領－－瓦生、克沙勒、李仙得的秘書前紐約時報記者豪斯（Edward H.House）以及250多名軍士（原本「有功丸輪」只能容納100多人，這還不包含船上裝在的軍需、彈藥……），搭有功丸輪先開赴廈門，遞送西鄉寫給閩浙總督李鶴年的「日軍征通知書台」，自己則是留在長崎等候與大久保利通會面，勸阻任務失敗的大久保在面會西鄉以及大隈之後，也只能事後追認出兵的事實，並做了相關的承諾，於是日本政府對外公告：「硫球藩、小田縣人民先後漂流至臺灣「番地」受「生番」掠殺，為懲罰、以及確保將來的安全，出兵臺灣」。這樣難堪的結果，日本後世歷史學家稱之為「西鄉大暴走」，有人認為這項舉動也成為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亞洲戰場上隨意獨行的開端，（註四十三）但事後的文獻卻證實，這只是西鄉與日本政府「唱雙簧」演戲而已，因為大隈重信在其回憶錄中證實：當有功丸出發時，他和政府特派員金井內史還一起在長崎港為其送行，也就是西鄉從道並不真的敢「抗命妄為」，而是他與大隈重信、金井內史、李仙得…等人獲得共識之後才敢逕自出兵臺灣。（註四十四）到5月2日，日進、孟春兩艘軍艦以及運輸船－－高砂、社寮、三邦丸、明光丸…搭載－－臺灣蕃地事務参軍谷干城、赤松則良，以及另外1,000多名士兵，也從長崎開赴臺灣屏東的社寮。日軍的先鋒船艦－－有功丸於5月3日到達廈門，福島九成於4日拜訪廈門同知李鐘霖，並致送西鄉所寫的「日軍征通知書台」，之後便率有功丸輪離開廈門，因此當李鐘霖將「日軍征通知書台」呈送到閩浙總督李鶴年時，已是5月8日，李鶴年雖然立即要求日本撤軍，但有功丸已在同一天順利登陸屏東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之後其他運兵船也陸續抵達屏東與有功丸會師。最初日軍以利誘的方式來吸引當地漢人以及原住民，因此大家相安無事。
而當時雖然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已經過世，但憑藉著李仙得與卓杞篤的交情，自然也獲得新任十八社總頭目小卓杞篤的信任。但隨著日軍愈來愈深入內地，再加上日軍的軍紀愈來愈差，日軍與原住民的摩擦愈來愈多，5月22日，日軍進入四重溪之後，還不顧勸阻強行進入牡丹社番人的重要活動區域－－石門，被激怒的原住民因此在石門天險對日軍發動攻擊，這就是有名的「石門之戰」，最後日軍陸戰隊不得不攀上峭壁之後居高臨下的射擊只有原始武器的原住民，情勢才因此逆轉，原住民敗逃，酋長阿祿古父子雙亡。之後日軍勢如破竹，先後重創了－－牡丹社、高士佛社、尼乃社（女乃社；tjaljunay）3社，後移營龜山（現屏東國立海生館附近）建立都督府長期駐紮。連花東一帶的番人亦聞訊先後跟進請降。日軍在攻擊番社期間擄獲了一名年約12歲的原住民女乃社小女孩，西鄉將其取名為OTAI（臺灣姑娘）－－漢字為「御台」，之後送往日本接受教育，希望她長大之後能教化這些蕃人，為大日本帝國效命。（註四十五）
得知日本出兵侵臺後，清廷立即派人向日本外務省抗議，並在六月中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經略臺灣。1874年9月22日，清廷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只得委託英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的調解，中日雙方在北京締結和約－－即《北京專約》，日本退兵，所謂的《北京專約》，共有三條：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條約中規定：中國應撫恤1871年受害的琉球難民（10萬兩），並補償日軍征台損失（40萬銀兩），總共賠償50萬兩銀（約等於當時的71萬日圓）。只是清朝對外絕口不提「賠償兵費」，而將50萬兩拆成10萬兩的「撫卹」與40萬兩的「購買道路房屋」，算是在表面上保存了天朝顏面，也確定了臺灣的主權的確屬於中國。但由於條約當中，出現了「臺灣生蕃」加害「日本國屬民等」、日本出兵的目的是「保民義舉」等用語；同時強調清國政府所支給的「撫卹金」是由日本政府轉交受難者遺族…變相的向國際社會宣佈清國已同意「這些遭遇海難的琉球人可以被視為日本國民」。因此儘管未能達到佔領臺灣的目的，但日本卻遵循李仙得所提出的各種方略及其一手策劃的「征臺」計畫，成功的斷絕琉球長期的兩屬關係，誘使中國承認琉球為日本所屬，為1879年實質佔領琉球創造了先決條件；同時，也為日後侵略朝鮮，據有臺灣拉開了序幕，這個行動一直延續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在戰爭爆發之初，美國還特別售予日本四艘最新型的戰艦和大批軍火，而美國籍貨船「紐約」號也受雇為日本運兵，甚至戰後馬關和議之前，李鴻章希望能藉助各國駐華公使之力，出面制止日本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但唯一替日本出面的就是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他不但力勸各國不要過問此事，還誘導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日本才能順利占領臺灣。征臺之役結束之後，已經入了日本籍的李仙得在大隈重信與陸奧宗光的同意與支持下，迎娶了幕府越前侯松平春岳（後來出任明治政府的大臣）和侍女所生的私生女池田絲，松平蕃就是現在的福景縣（ふくいけん，Fukui Prefecture；位處日本中部的北陸地方，面向若狹灣－－わかさわん）。1890年在日本政府與朝鮮駐日本公使館參贊官金嘉鎮（김가진，1846～1922，原本為親日派，後轉赴中國參與朝鮮獨立運動）與和駐朝鮮日本代理大使近藤真鋤（1840～1892）的共同推薦下，李仙得正式赴韓接任朝鮮外府顧問官（有些資料稱為政治顧問）德尼（Owen N. Denny，1838～1900）任期屆滿之後所遺留的職缺。（註四十六）他曾建議朝鮮政府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實施預算、會計制度；改革稅制、廢止奴婢制、發行紙幣、開發輸出商品…等現代化改革措施。另外由於不平等條約導致韓國無法保護國內市場及產業，因此他主張抑制輸入，優先安定經濟、促進繁榮…等等，與當時的朝鮮改革派互動頻繁。只是凡事都以日本為師，也導致他被反對者批評其作為均帶有「將朝鮮變成帝國主義體制下的從屬國」的兩面性，說的簡單一點就是：他們認為－－「李仙得被派至朝鮮其實是為日本併吞朝鮮預先做準備」。1899年9月李仙得在首都漢城（今首爾）因為腦中風（另一說為腎炎）病逝。（註四十七）
附註：
註三十九：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牡丹社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wiki/牡丹社事件）。
（Ⅱ）楊南郡：《牡丹社事件》（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 id=2327&keyword=%B7%E3%E5i）。
註四十：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牡丹社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1%E4%B8%B9%E7%A4%BE%E4%BA%8B%E4%BB%B6）。
註四十一：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14。
註四十二：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09。
其實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美國對華侵略一向是以英國為首所實行的「利益均霑」政策為基礎。這一政策所標榜的「國際共管」和「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完全符合美國「太平洋帝國」擴張路線的根本利益。當時美國海軍實力還很有限，它既不敢因臺灣問題開罪英國，也害怕在遇到中國軍隊和人民抵抗時無以為繼。
參見－－陳碧笙：《臺灣人民歷史》（人間出版社），p189。
註四十三：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西鄉從道】（https://zh.wikipedia.org/wiki/西鄉從道）。
註四十四：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11。
註四十五：參見──愛德華．豪士（陳政三譯）：《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原民文化），p99。
註四十六：
1874年帶領日本軍隊侵略臺灣的李仙得，竟然在1890年被高宗破格任命為「協辦內務府事」，處理外交業務。高宗用意為何？是否幕後果為日本藉以 侵略朝鮮的橋樑？要回答此一問題，必須先從1880年後期開始，高宗一以貫之 執行的反清自主政策中，找到解答的線索。高宗雖然透過簽訂朝法與朝俄陸路 通商條約、海外公使官之派遣、及北路電線的設置等，向全世界展示朝鮮的獨 立，並追求近代化政策。但是，一直以來袁世凱干涉內政，使高宗飽受其對朝鮮政治與軍事壓迫之折磨。尤其，袁世凱透過提供借款與掌控海關，來控制朝鮮的政治與經濟，使高宗的開化政策受到挫折，獨立也受到阻撓。因此，高宗將反清，以守護自主權，視為國政第一個目標，將近代化視為第二個目標，利用自己的心腹與顧問官來推展其政策。在當時，深知高宗想法，協助推展反清自主權守護政策，並代替高宗與袁世凱較勁對抗的是外府顧問官德尼（Owen N. Denny，1838～1900）。其任期（1886～1890）屆滿之後，高宗開始物色新的接 任人選。這時選任顧問官的條件即為堪否對抗清的外壓，具備守護朝鮮獨立之能力與方法。因此，原本屬意聘任親朝鮮，以及發言支持朝鮮獨立而贏得高宗歡心的美國公使田士謨（Hugh A. Dinsmore，1850～1930）。但是，由於美國政府不允許，田士謨只能放棄……在重新開始物色新的人選之時，因駐日本朝鮮公使金嘉鎮（1846～1922）和駐朝鮮日本代理大使近藤真鋤（1840～1892）的推薦，李仙得因此被拔擢錄用。而李仙得獲得任用，最大原因為其向駐日公使金嘉鎮提出的朝鮮富國策。
參見──金賢淑（林文玉譯／林欣宜校訂）：《韓末顧問官李善得研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十六期）。
註四十七：參見──
（Ⅰ）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李仙得】（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李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