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頤
俄國攻打烏克蘭已十幾日，全球震撼，打開臉書，常看到詩人圈的朋友或前輩以詩發紓悲憤與憂憫，使我幾乎要以為，大部分的人是同情共感的，是站在雞蛋那方的，是溫熱地與烏克蘭同在的。然而後來發現，那只是一小群人，不同人表現各異，有人加倍盯緊股票，關心戰爭對股市的影響遠甚於受難中的烏克蘭；有人自危不暇，擔心肇發中共武力擊台，盯著新聞節目或廣播；更甚而，有人緊盯節目是覺得這個時期「最好看」，像二三十年前大家愛看立法院打架一樣。
我想起16世紀法國詩人約翰‧鄧恩說，無人是孤島，「別問喪鐘為誰而敲，它是為你而響。」這句話我從二十年前，看過一本書援引，就感動極了。現在，身為詩人，我認為該就詩人身分，就詩與坦克這個主題談些話。雖然自古素有詩的興觀群怨功能之說，可是，當現實那麼殘酷，人又那麼無能為力，詩有何用？它甚至不能阻止一輛坦克。曾經我反對寫受難詩，認為那是就活生生的悲劇來消費，十分諷刺，類似1955年，法蘭克福學派代表者之一阿多諾在《稜鏡》中提出的：
「社會越是成為總體，心靈就越是物化，而心靈擺脫這種物化的努力就越是悖謬，有關厄運的極端意識也有蛻變為空談的危險。文化批判正面臨著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法的最後階段：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也是對這樣一種認識的侵蝕：今日寫詩何以是不可能的。絕對的物化曾經把思想進步作為它的一個要素，而現在卻正準備把心靈完全吸收掉。只要批判精神停留在自己滿足的靜觀狀態，它就不能贏得這一挑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自此成為名言。然而，較少人知道的是，後來，阿多諾更正了此說，在《否定的辯證法》中寫：「日復一日的痛苦有權利表達出來，就像一個遭受酷刑的人有權利尖叫一樣。因此，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你不能再寫詩了，這也許是錯誤的。」這種改變，有人認為是他讀了保羅‧策蘭的詩歌，一如中國詩人、翻譯家王家新所說的，一位「用語言玩命」的詩人（亦有否定者，認為阿多諾此時並未讀過策蘭詩）。詩與美文有甚麼差別？保羅‧策蘭這位飽受迫害，流亡而後投水自盡的決絕詩人，曾在〈子午線〉演說宣稱：
「在『歷史的沉音符』與『文字的長音符——延長號——屬於永恆『之間』，『我標上——我別無選擇——我標上尖音符』。
阿岡本認為，策蘭標上尖音符的日期，正是灰燼的日期。
是的，從來沒有一首詩能阻止一輛坦克的進攻，然而，我輩詩人認為，當詩成為文明的關懷，推廣詩教，日後將會阻止更多的坦克。愛爾蘭詩人謝爾默‧希尼亦不否認詩歌的功能在某些方面是絕望的，然而他說，「這門藝術的勝利，恰恰是對抗一種絕望。也即對藝術作為勝利這一理念的絕望。」
正因絕望，挹注的是決絕的熱度。希尼還打了一個比方，一個著名的聖經故事：行淫的婦人當場被捉拿，被押到耶穌面前，問，該不該照律法書，拿石頭打死她？面對眾人的鼓動喧囂，耶穌只是安安靜靜地蹲了下來，不停地，在地面上寫字，不置一語。耶穌的持續沉默和寫字的動作，讓眾人急了，問他是什麼意思？耶穌這才站起身，眼神坦坦蕩蕩，「你們當中，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打她。」眾人散去。
讀到這裡，身為基督徒的我格外撼動——這就是寫字的力量，文字的力量。
此文向烏克蘭人致敬，也向關切烏克蘭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