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照片提供 龔則韞
自從二０二０年三月疫情加劇後，居家上班每天看著新冠病毒不斷突變造成人心惶惶，我內心也感到恐慌不安，像尋不到花的蝴蝶或覓不著水的蜻蜓。我書桌靠著北窗，圈出一窗陽光和藍天及飄浮的雲朵，像秀色可餐的棉花糖，給前院草坪裁出片片雲影。抽出書架上的《北窗下》，就著陽光慢讀，作者張秀亞的文字沉靜，特別能撫慰驚慌的靈魂，翻到第五十一頁，作者說：「在大地上，在陽光下，它是最懂得『謙德』的生物了，不像樹般的昂揚，花般的炫弄，它向我們解釋的是一種清寂的美……多少人在小草的影子裡看到自己，樸素、無華、謙遜、忍耐。一陣風雨過去後，多少樹木摧折了，多少花朵搖落了，唯有默默無言的小草，變得更為美麗了……」。著有八十二本書的她，就在書桌上的盆缽裡，種著青草，它裝飾了案頭，也裝飾了她的心靈，那一株鮮碧使她聯想到大海、草原。字裏行間流露出典雅謙卑，像太極拳的四兩撥千斤，掃除了我的煩躁與惶惑，沉浸於文字背後的愛與無悔。
這兩年來，我特別懷念秀亞師的芬芳德澤，讀著《北窗下》，重新梳理一遍她的青春紅顏、成熟睿智、大度寬容，一九一九年出生的她，七十年寫作的文學結晶今日仍然發光發熱，代代傳薪，讓我回味美的精髓，眼前常會流轉一個景象，她穿著秋香色的上衣，一邊哼著《托賽里小夜曲》，一邊在料理台上切小白菜，水槽裏還有洗淨的魚等著下鍋。兩個稚齡孩子，哥哥金山和妹妹德蘭在餐桌邊寫功課。溫馨的氛圍交織飯香。那時候他們才從北平（今北京）搬到台灣沒幾年。
我讀輔仁大學時已是七十年代了，在理學院上課，國文老師王怡之（「藍與黑」作者王藍的姊姊）上課時提了一句：張秀亞在中文系研究所授課，倏然在我的心湖掀起千層浪，引發澎湃心潮，於是百般琢磨去文學院旁聽。張老師穿著旗袍，坐在椅上，黑板寫了許多字，一口漂亮的京片子，脆亮的蹦躍，帶著銀鈴的笑聲，十分悅耳。已邁入知天命的她，仍有少婦的綽約與少女的羞怯，那是一幅優雅的畫面，一段〈玫瑰園〉的文字浮上心頭，「人們說，她的微笑如一片晨光，言語如一支歌頌，她的心中，有著愛的玫瑰在開放。」（《北窗下》第四十三頁），因為她心中熱愛玫瑰，故發出玫瑰的芬芳，撒下玫瑰花雨，滋潤莘莘學子的內心。每一次去旁聽，讀理科的我都帶著滿心感性離去，暖洋洋地讓理性暫且隱退。
大學畢業後，我就遠來美國讀研究所，與老師相隔一個太平洋。回臺北新店探望爸媽時，爸爸天天帶我四周散步，走過農田、調查局、中央新村、崇光女中、傳統菜市場、爬過一座大橋，才回到家裏。那時的我當然不知道連排的中央新村小樓中巷裏有毗鄰的張秀亞和孫如陵（中央日報副刊主編，他那時已登過數篇拙作），所以每過其門而未入，失去了請教大師的機會而不自知，如今回想，為自己的冥頑不靈而汗顏不已。
不過天神厚愛我，竟在多年後，與老師重逢相見歡。那是一九九八年的最後一天，我們閤家在洛杉磯大姑子（先生的姊姊）家和姆媽（先生的媽媽）共度聖誕節，我在桌上報章看到一篇于德蘭的文章，獲知老師和她同住，連忙找到德蘭的電話號碼，鼓起勇氣致電于府，趕巧是德蘭接電話，聽得出來她有些遲疑，可能是慕名而來的讀者太多了吧，不過她還是答應了，她說：「到時不知媽媽是不是在休息，所以不敢保證媽媽是否能出來見妳。」先生立刻帶我上車出發，抵達于府時已是黃昏，冬日短，滿街華燈已上，路上如脈脈含情的氛圍。德蘭迎我們進入客廳就座，剛剛端起桌上的茶杯溫暖雙手，恩師就扶著助行器出來了，我歡呼起立，握住她軟綿綿的手，那是一隻寫了八千多萬字的手啊！充滿幸福感的我，趕忙奉上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荷花夢》，她握著書拉我坐她身旁，我說剛由九歌出版，裏面有歸人（德蘭稱他為舅舅）寫的序。當時她已是七十九歲，臉上白皙潔淨，聲音洪亮，似乎中間從未失聯過，我們不停歡笑，空氣裏縈繞著快樂的小精靈。
她在書中一百五十九頁寫了一首詩，中間有「小牧女，你有兩隻深邃的黑眼睛，比世間任何的池塘都美。」恩師的眼睛（心靈之窗）還是明亮如池水，反映她的心地多麼美善無比。書中有一篇短文〈母親的孩子〉 (第二百一十三頁)說：「……天下的孩子們不盡相同，而母親們則都是一樣的，她們都有著同樣熾燃著的、愛你們的心靈……我是母親的孩子！多這樣的唸誦一遍，自會更加珍愛你自己，同時，更會仁愛的對待他人！」讀著讀著我心顫抖，那時家母已去天家十年，我在恩師這裏重感到慈母的摯愛。在愛中，我們與她合照留念，並獲贈一本著作《月依依》，內頁有她的簽名。
爾後或是魚雁往返，或是電話致意，她自稱秀亞師或大朋友，叫我小女孩、賢女棣、小師妹，次次叮嚀我好好寫作，她對我的殷切鼓勵成為我的座右銘。「北窗下」的張秀亞自此永遠定格在我腦海裏，成為我銘感五內悠悠思念的人。
（寄自馬里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