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著火車頭去上學 文／圖　吳昭明 　我不禁懷疑，火車是不是很早就進入了父親的「染色體」，成為「遺傳基因」之一。 　父親是日本時代出生的台中清水人，從小便好學，但那個年代，多數人唸完國民學校就回家吃自己了，想繼續升學並非易事，得跋涉到台中或彰化等大城才有得唸。 　他讀清水公學校時，學校操場後方剛好有條鐵路，每每看到火車經過，便對那群能搭火車進城唸書的大哥哥們心生憧憬。好在老天爺沒辜負他的努力，1944年以公學校第一名畢業，如願考上了台中一中，自始當了六年半的火車通勤族。 　不過要當個火車通勤族，得冒著生命危險。考上那年，剛好是太平洋戰爭最激烈的時期，鐵路運輸受到嚴重影響，原本跑海岸線的短程汽油車，因汽油配給而停駛，只能搭一天沒幾班的中長程列車。 　每天一早，他必須趕清水7點左右發的火車，先搭到彰化再轉往台中。偏偏清水站遠離了街心，雖然有輕便車可串聯，但車伕年紀大，推車慢吞吞，加上火車班次少，錯過就麻煩。因此出門時，只要一聽到蒸汽火車在北邊甲南站那頭高亢的汽笛聲，便卯足全力，死命地狂奔。 　班車常誤點，加以銜接等候，如此輾轉而行，全程最快也得1小時40分，慢甚則耗費2小時。但這不打緊，若行車途中遇到空襲，聽到「水螺」聲響，火車會緊急停車，乘客得疏散到車外找地方躲避。唸個書彷彿遠征戰場，備極辛苦。 　日本戰敗後到國民政府接收的這段空窗期，台灣鐵路幾乎陷入半癱瘓狀態。枕木腐朽，鐵軌斷裂，導致列車經常「跌落馬」(出軌)，加上車廂損毀，日籍技師遣返，物資短缺，維修不易，誤點遂成了家常便飯。用「類統計」術語來描述，誤點的「容忍區間」可以很長很長，或講白一點，只要比表訂時刻慢個15分鐘以內都算「準點」。不過，如此寬鬆的「準點」天數，據說一年不超過10天。 台中一中海岸線通勤　彰化是山海線鐵道分歧點，在這裡轉車的人相當多，特別是國民政府大舉遷台初期，車廂總是擠滿了人。擠不上去的，只能憑十八般武藝，跟著大家像「逃難」似地攀登在最前端的火車頭。 　第一次聽到父親是「掛」著火車頭去上學，心中不免揣度他雙眼下的「廣角鏡頭」會是怎樣的視野？是伴隨著音符譜出節奏感的「兩條平行線」違背「幾何學」定理在遠方交會？還是兩側「等距排列」的木製電線桿像小學課本「植樹問題」裡「每隔多少公尺」立一支？抑或大肚溪上由許多正反「三角形」組成的花樑橋一如「傅立葉曲線」充滿力與美地擺呀擺？ 　顯然都不是！「心臟要夠強，蒸汽怒吼嚇破膽；雙手要抓牢，摔出車外命沒了；眼睛要緊閉，黑煙落塵沾滿身；嘴巴別張開，吃盡煤渣規腹火。」父親那台相機拍的是「生理」與「心理」的風景。 　其實，火車頭掛滿人，在那年代見怪不怪，但卻是極危險的事，因而他也有過跟著一群「累犯」被鐵路警察斥喝趕「下車」的不快經驗。 　「有樣看樣，無樣家己想」，有一陣子，他學聰明了，算準時間，提早在追分下，然後徒步到2公里外的王田(今成功站)，剛好可與原本那班從彰化開往台中的列車來個「無縫接軌」。由於王田是小站，不必擔心被鐵路警察趕下車，甚至「頭等掛位」在前一站就被強力清空，若擠不上車，也還有足以「容身之地」。 　父親後來當了海岸線通勤生的「隊長」，最主要任務就是抵台中站後，跑去站長室幫大家索取誤點證明單。單子幾乎天天開，成了「遲到合理」的護身符，唯獨幾次，火車居然奇蹟似地「準點」抵達，害這群通勤生不知所措，因為大家都遲到慣了，不想趕著參加朝會升旗，於是父親多了一項特殊任務，就是拜託站長「循例」開單，大夥再跑到台中公園自辦「戶外教學」。 　上學趕火車像赴「戰場」，放學趕火車相對從容些，像是去「遊樂場」。放學後，父親會利用在彰化轉車的空檔到市區蹓躂，吃碗肉圓或貓鼠麵，或到非常疼愛他，家住後站的姑婆家做客，拿完零用錢後再返回清水。 　週末只上半天課，時間就更充裕了。他會長期觀察彰化站的列車運行，然後偷偷溜進一列走海岸線的北上貨車回家，大膽地當起了守車員。至於清水停不停，那得賭一賭，不停，就過站在甲南或大甲下車再折返。但也碰過清水沒停，卻因列車爬不上北邊的清水陡坡，趁著它像蝸牛般吃力地緩緩蠕動之際一躍而下，猶如美國西部特技片，既緊張又刺激。 　跟著火車「追趕跑跳碰」，這些都是父親年少時通勤的日常。聊起這段「煙塵」往事，他猶能跟我這個鐵道迷兒子侃侃道來，言談間，似也牽引出老人家思緒中一抹永遠回不去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