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少非
下禮拜，西歐十七日行，從桃園搭機直飛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近日，陸陸續續打包行李，屢屢拿出奧地利精神醫學家維克托·佛蘭克爾(1905-1997)的《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翻翻，好想把它塞入行囊。
會有這個念頭，全因在阿姆斯特丹除了預定參觀皇宮、中央火車站和水壩廣場外，還有一處你最想去悼念的「安妮之家」。
「安妮之家」是為了紀念二戰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安妮日記》的作者安妮·法蘭克(1929-1945)設立的，就位於市中心的王子運河畔，安妮和父母親、姊姊躲避種族迫害的藏居處。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迫害猶太人，安妮全家從德國逃到荷蘭阿姆斯特丹，之後德軍又佔領了荷蘭，一九四二年七月他們躲進隱蔽狹小的房間，靠著父親同事的資助，匿居兩年多後，被蓋世太保發現，抓去納粹集中營。
二戰末期納粹戰況失利，安妮和姊姊被移到德國的貝爾森集中營，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英軍解放這座集中營，姊姊瑪戈和安妮兩人卻因染病，在幾個星期前相繼病逝。
多麼令人遺憾，多麼讓人心疼。
早在安排這趟旅程時，腦海就有這個聲音：帶這本書去悼念安妮吧，作者佛蘭克爾的妻子媞莉，有著和安妮相同的境遇，同樣被關在貝爾森集中營，同樣在納粹投降前不久去世。
年輕時買這本光啟社出版、譚振球譯的口袋書，翻翻看看得夠久了，如今，它不僅蠟黃了臉、翹了唇角，裡面有許多地方還被你畫線寫字，顯得凌亂又蒼老。近幾年你實施「斷捨離」，幾度清理書櫃，它卻都倖存下來。
你哪捨得丟，這麼讓你熱淚盈眶的書。
佛蘭克爾跟安妮不同國籍，但都因是猶太人遭迫害。二十五歲他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三十二歲開業行醫，三十三歲時德軍入侵奧地利，原本已拿到美國護照和簽證，但為照顧年邁雙親留下來，三十七歲和媞莉舉行婚禮，沒多久就被關進納粹集中營，在慘無人道的集中營度過了三年，戰爭結束後，他回到維也納才知道父母、兄弟和他的妻子，不是死於集中營就是喪命於煤氣間。
而安妮家，只有爸爸倖存。安妮和姊姊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時，感染疥癬被送到醫療室治療，兩人病弱不堪，母親把節省下來的口糧，從醫療室的牆洞傳去給她們吃，後來自己因饑餓而去世。每每想到這段故事，心湖總是被感動得澎湃起來。
前些日子看《辛德勒的名單》影片，德國商人辛德勒拯救眾多波蘭猶太人免於被屠殺的故事，片頭播放《一步之遙》探戈舞曲，不免又讓你想起佛蘭克爾的思妻之情：
有一天，佛蘭克爾從睡夢中醒來，有個看守在房間裡舉行慶典，一陣醉酒的咆哮聲後，突然間沉靜，有小提琴把這首舞曲奏進夜闌，絃絃聲聲思，讓他跟著琴聲掩泣起來，這一天正是他愛妻的生日，他們被關在不同處，也許只有幾百碼，但他卻有咫尺天涯之感。
思念生死未卜的妻子，佛蘭克爾在腦海與妻子對話，藉感受彼此間的愛情，來熬過苦日子，他體會愛情不以肉身為限，就算妻子亡故，仍能對著她的心像相思對談。
安妮逃過毒氣間，沒逃過致命的傳染病，但她的日記成為著名的歷史見證，有一顆編號5535的小行星也以她的名字命名；佛蘭克爾逃過這兩者，從傷痛中去尋找生存的理由，不讓自己衝向鐵絲電網自殺。他相信只要擁有一項生存的意義，就能忍受任何的痛苦。他以集中營的親身經歷，闡述「存在主義治療法」，而為這個學派的大師，這本書也一直暢銷於世界。
尼采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成長在社會安定、衣食無虞的人，難以理解「受苦」為何物、難以體會尼采的意思。你很幸運，讀到這本書後，再去念輔導研究所。「諮商與心理治療」這門課，期末最後一堂課，教授要求每人五分鐘說說自己最喜歡的學派，你說：
佛蘭克爾十六歲時就曾寄叔本華的心理分析給佛洛伊德，我喜歡他以建設性的人生態度，詮釋與延伸尼采受苦的價值。人類存在的本質在於意義和目的的追尋，可以透過行動和努力，藉由價值感體驗（諸如：愛或工作成就感），以及痛苦的經歷來發現存在的意義。
二十一世紀了，近兩三年，世人飽受極端氣候災難、肺炎病毒肆虐、地緣戰爭摧殘之苦，除了追求生活的小確幸，誰不渴望心靈的撫慰滋潤？
嗯，帶它去「安妮之家」吧！
你知道的，去那兒，不是觀光，而是安置你久藏的、悲傷與感動的淚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