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將在未來一年半，協助澳洲發展核動力潛艇。圖為美國海軍一艘核子動力潛艦。(取自美國海軍官網)■烏凌翔美、英、澳三國領導人—拜登、約翰遜、莫里森—本月中聯合發佈一個新的、稱為「ＡＵＫＵＳ」之安全伙伴關係協議中，引起外界最多關注的一項，就是美、英將在未來一年半，協助澳洲發展核動力潛艇。美國再次展示它抗衡中國的戰略主軸是結合盟友。盟友力量不夠，沒關係，就像英國在聯合新聞稿中多加了冗長文字強調的，只要是意識型態相同的盟友，連維持了六十多年的禁止分享核潛艇技術原則都可以「例外」。澳洲是第二個獲得美國核潛艇技術的國家，英國是第一個，不過那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雖然聯合新聞稿中強調澳洲不尋求在潛艇上裝備核武器，不過，就現有技術而言，核潛艇的燃料仍然是與核武同級別的濃縮鈾，也是美國過去一再防止擴散的重點，以免有些國家獲得後用來製造核武，譬如伊朗與朝鮮。雖然澳、英、美三國強調他們是為了深化在印太區域的外交、安全、與國防合作，但不能掩蓋能在水下發射導彈—不管是否攜帶核彈頭—的潛艇，是一種攻擊性武器。這也顯示，部份現實主義學者想在學理上區分武器屬於攻擊性、抑或防守性的困難；一個七呎大漢掄起一面巨盾，也可以攻擊一個手持銳利長矛的弱女子。意圖藏在內心，而且會改變，誰能看透？誰能保證？外顯的能力才容易做為判斷意圖的依據。澳洲、英國、美國的新聞稿，隻字未提中國，但它們的意圖很明白，中國外交部也立刻抨擊美此一例外之舉「採取雙重標準，是極其不負任的行為」。中國應該還在思考下一步的反制措施。美國類似的行動肯定還會持續更多。聯合新聞稿中已經透露了：為了加強安全與國防能力合作，「我們將培養在安全以及與國防相關科技、技術、產業基礎、還有供應鏈的深度整合」；「這個新的安全聯盟合作中還包括人工智慧、量子技術、外加水下能力」。以出口資源為主要經濟型態的Ａ（Australia）顯然欠缺前述科技，只能等ＡＵＫＵＳ中的ＵＫ跟ＵＳ提供給它。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今年四月三十日在夏威夷公開演說時，強調美軍必須擁有最佳的武器系統與最新的技術時，也以人工智慧與量子技術為例—另外還提到邊緣計算（edge computing）。奧斯汀說是因為網路（cyber）與太空（space）威脅興起，未來還有更大戰爭的可能。現在，中、美大國競爭中的過程中，再次看到人工智慧與量子技術被提及，可以證明科技因素在現代國家權力要素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少了它，軍事實力必然落後。政、學、媒體界都對於中、美在這幾個科技領域中，到底誰比較強，十分好奇。美國傳統上是科技強國，所以大家關注角度往往是中國的趕超現狀。一位歐洲國家駐台代表，日前透過友人，找到筆者詢問中美科技戰的相關議題看法，劈頭就請我確認：中國的人工智慧水準是否已經超過美國？可見一斑。不過，關於量子技術，這位代表卻完全沒興趣，不知這回ＡＵＫＵＳ中又提到量子技術，他以後是否會多注意些？量子理論也許不能直接用來製造武器，但是應用到資訊領域的量子計算與量子通訊，卻有可能改變大國國家實力，而且明顯在軍事上可以產生卓越貢獻。中國在量子計算的實力，絕不在美國之下，在量子通訊的競爭，則應該已確定超過美國一小段距離了。當然，僅憑幾項科技領域的競爭現狀，就判斷中美科技戰或中美大國博弈誰能笑到最後，未免太大膽。不過，這回澳洲押寶它認定了中美競爭結局會是美國勝。紐約時報在針對三國成立ＡＵＫＵＳ的評論中形容，澳洲決定選邊「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賭注」。對已經選邊的台灣來說，何嘗不是？（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今年以來已有274家中國大陸房地產公司發布破產文書，中國恒大違約事件僅是冰山一角。(路透，資料照)李沃牆近期，中國大陸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中國恒大」面臨破產危機，並已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場。美道瓊指數九月二十日盤中一度重挫近千點，全球其他主要股市也都以下跌作收。進一步言之，恒大背負三千億美元負債，與無數銀行存在關聯的地產商一旦出現問題，將對中國大陸整個金融體系及經濟造成極大的衝擊。國際信評機構穆迪將恒大及其子公司評級從「Caa1」下調至「Ca」，展望為「負面」；無獨有偶，惠譽信評機構也將評級從「CCC+」下調至「CC」，意謂其信用風險已達「可能會違約」。房地產是支撐中國大陸經濟的重要引擎，而針對日益膨漲的房地產價格及泡沫，北京當局於二０一五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下達「去庫存」、二０一六年強調「房住不炒」、二０一七年首度出「長效機制」構想、二０一八年決定要構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二０一九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經濟下行明顯，該年的會議雖繼續強調「房住不炒」，但沒有提到「不把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不過，增加了「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說法，明確指出房市調控的目的「不是讓房價下跌」；再者是強調要「全面落實因城施策」，意味著地方政府在地產調控將有更大的自主性。由此些政策方針可以判斷，變相放鬆地產調控是為了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動能及避免房市泡沫風險。二０二０年十一月公布的「十四五規劃」又再次提出「房住不炒」的口號，並要減少房地產在金融資源的過度占用，提高保障性租賃住房的供給和老舊社區改造，設法促進住房消費的健康發展。高盛的調查數據顯示，二０一九年中國大陸房屋和建商庫存總值達五十二兆美元，總金額是美國住宅房市的兩倍，規模甚至超越整體美國債市，一旦房價大跌，恐釀成一場金融風暴。其實，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房地產泡沫論及經濟崩潰論由來已久，雖然至今卻未發生，但北京當局擔心房地產泡沫破裂將影響中國大陸的金融體系，甚至引發系統性危機，遂於二０二０年八月二十日，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人民銀行約談了十二家房企，拋出房企「融資新規」的「三條紅線」作債務管控，分別是「扣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大於百分之七十」、「淨負債率大於百分之百」、「現金短債比小於一」，並於今年一月一日全面實施。若房地產開發商踩到「紅線」，將面臨信貸緊縮風險；因而，這些規定無非是要求房地產公司在獲得更多貸款之前降低自己的債務水平。其目的一方面限制銀行面臨的房地產市場風險，但也限制了開發商完成項目所需的資金，平添債務風險的可能。筆者以為，「中國恒大」違約事件僅是冰山一角；有陸媒統計，今年以來已有二百七十四家房地產公司發布破產文書。尤有進者，今年九月，房地產公司即將面臨償債高峰，債券到期總規模高達八百三十八點五億元人民幣，至於下半年破產家數是否受恒大事件影響而增加，實不無可能。眾所周知的影子銀行、地方債問題長期未解，也是中國大陸債務未爆彈。至於會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釀成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端視北京當局如何拆解了。（作者為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記者王柏倫、陳威穎／新北報導新北市文化基金會點子學校舉辦的「風雲中的台灣—氣候變遷治理」線上系列論壇，九月十六日邀請前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副理事長陳秉亨，以「極端氣候下台灣能源的困境與轉型」為題，說明在極端氣候影響下，台灣相關因應作為的變與不變。氣候變遷對於治水等環境治理有著相當大影響，陳秉亨指出，多年前就有專家學者曾經提過，治水不能分散成「上游是林務局，中游是水保局，下游是水利署，再下游是地方政府」，如此一來沒辦法有統整的治水策略，因此當時就倡議推動成立「環境資源部」，只是至今都未通過。至於氣候變遷對地球帶來的影響，陳秉亨表示，極端氣候影響的不只是單一層面，包括生態及糧食都會受到影響。陳秉亨進一步說明，很多生物的滅絕其實都跟極端氣候有一定的關係，也會影響到原有的食物鏈，除此之外，若昆蟲生態受到影響，也會讓人類面臨糧食危機，這都是會影響人類的隱憂。陳秉亨也說，「極端氣候已經是常態。」台灣短延時強降雨的排名前二十名，光二ＯＯＯ年以後就佔了十五個名次，以前會說「兩百年一遇」的水患，現在卻似乎二、三年就會遇到一次，可見在這幾年的溫度上升確實對台灣雨量帶來重大影響。要讓政府的各項資源配合氣候調整，就必須要有法律支持相關行動，陳秉亨說到，「氣候變遷調適，在國土規劃等政策規劃很重要。」他也列出一些氣候相關法案推動的困境，例如：《國土復育條例》、《地質法》修法等等，針對《國土復育條例》，陳秉亨表示，如果當時《國土復育條例》有通過，保持天然林地不被砍伐，可能就可以避免許多悲劇發生。針對國土違規利用，例如：山坡地違章開發、住宅去興建工廠等等，經常藉由各種特別法的制定來「就地合法」，包括二O一O的宗教團體法，讓國土計畫不斷的添加變數，這樣就更難談論適應氣候變遷相關問題。談到《國土復育條例》能帶來的幫助，陳秉亨提到其中的「國土復育基金」，來源就是有利用國土資源的人，例如我們擁有乾淨的水，是山區的民眾維護良好的集水環境所得來的，因此使用者付出一部份保育資金，讓山區民眾能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同時更能減少山區其他會破壞環境的經濟活動。「台灣有很多重要的法案，有時候要等發生狀況或悲劇之後才會有所進展」，陳秉亨感嘆地說。如二Ｏ一Ｏ年發生北二高走山事故，釀成四人罹難之後，才讓《地質法》加速通過，所以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的法案應該要「超前部署」，否則現在已經快要變「落後部署」。降低極端氣候的影響與能源轉型也息息相關，陳秉亨認為，台灣近年來發展綠能發電的情況不錯，沒有電價飆漲的問題，又可以吸引國際投資，但是比較可惜的是，現在的《電業法》仍然沒辦法促進「多元電力商品」。陳秉亨舉例，目前節電的獎勵都只限於電費折抵，但若結合公共交通或減碳商品的優惠方案，促進民眾使用節能的交通或用品，如此便能達到「雙重減碳」的效果。在推動能源轉型時常面臨的問題便是—電費調漲，若發展再生能源會導致電費漲價，可能就會引起民眾的反感，如此便難以推動。因此陳秉亨認為，最關鍵在於「如何讓人民在減碳中賺錢」，以德國的「綠色和平能源合作社」為例，這是由當地民眾集資投資綠能發電廠，年營收可以高達一億歐元，龐大的營收讓參與的民眾都可以獲得一定的收益。陳秉亨還提到，德國有另一個案例值得學習—「萱瑙社區」，同樣是社區民眾組成能源合作社，全力推動綠能發電，甚至把該區域的供電網買下來，而獲益也都回饋給社區，成為了公民電廠的正面案例。而台灣也曾經有類似案例，陳秉亨表示，台東便有一個部落民眾集資成立的「達魯瑪克電力公司」，因為當地老舊的水力發電廠維護成本高，傳出台電有意放棄，於是當時就推動由部落居民組成公民電廠，獲利則歸部落民眾所有，但仍然面對到投標搶不過一般廠商的問題，因此相關法律規定還有待加強。最後，陳秉亨再次強調，能源轉型最重要的是讓公民社會長期參與，未來必須要快速讓更多民眾都一同參與，如此一來，未來面對相關修法便更容易推動，出現對氣候變遷不利的條例也能更有力阻擋。新北市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林芥佑總結時也說，新北市轄內有二十多個漁港，或許也能發展公民電廠，部分小型農地或許也能發展太陽能發電，公民電廠的做法，未來確實能成為持續推動的能源轉型目標之一。

2005年大陸宣布開放15種台灣水果零關稅銷陸，其中即包括釋迦。(本報資料照)繼今年三月的鳳梨禁令之後，日前中國大陸官方又宣布暫停輸入台灣的釋迦、蓮霧；消息傳出之後，蔡總統、行政院長蘇貞昌同聲抨擊大陸，農委會不但準備十億元協助農民，強調會幫農民找出路，還表示將向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申訴。持平而論，兩岸水果紛爭的源頭，政治因素所占比重極高，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兩岸當局要以政治掛帥？還是以農民利益為先？大陸對於台灣水果「讓利」輸入，最早是在二００五年，當時大陸方面也是片面宣布開放十五種台灣水果以「零關稅措施」進口，其中即包括鳳梨、番荔枝（釋迦）、蓮霧。當時的政治背景是陳水扁總統發表「一邊一國論」之後兩岸關係緊繃，大陸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且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相繼訪問大陸，因此陸委會將大陸開放台灣水果輸入之舉稱為「積極操作對台農業統戰」。從貿易層面來看，當時扁政府官員即已表示，兩岸應在ＷＴＯ架構下談判，而非由大陸片面宣布；如果有其他ＷＴＯ會員提出相同的零關稅措施要求，大陸可能又片面取消對台優惠；不過，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並未發生其他ＷＴＯ會員對大陸提出此一要求。而在實施一年後，這十五種台灣水果銷陸金額為前一年同期的二點五八倍；整體水果銷陸金額，則為前一年同期的二點六倍。換言之，儘管台灣官方擔心大陸此一措施會說變就變，但始終沒變；而且受惠的不僅這十五種水果，也拉抬了其他水果銷陸。二０一０年兩岸簽署ＥＣＦＡ，大陸再將香蕉、柳橙等五種台灣水果列入免稅項目，至此已有二十種台灣水果零關稅銷陸。大陸「讓利」開放台灣水果銷陸，也大幅改變了台灣水果外銷的版圖結構，二００五年八月至二００六年七月台灣水果外銷日本的比重為百分之五十五，銷陸比重僅百分之六點八；蔡政府執政以來，台灣銷陸水果比重繼續上升，曾達八成左右。水果零關稅銷陸第一年，十五種水果銷陸總金額僅一百五十二萬美元，二０一九年台灣鳳梨、釋迦、蓮霧三種水果銷陸金額即達四十億元台幣。從此一過程及數據來看，台灣農民的確獲益不小，而且蔡政府也無法扭轉台灣水果銷陸的趨向；而且，儘管蔡政府一再表示要幫農民拓展外銷市場，但是對大陸市場的依賴持續位居高檔，亦即無法改變結構性的問題，而這也正是近日部分農民呼籲政府不要放棄大陸市場的主因。再者，雖然蔡總統、蘇揆強調不排除向ＷＴＯ申訴討公道，但此一說法不是有意餵農民吃安慰劑，就是昧於國際現實。因為，即使向ＷＴＯ爭端解決機制提出控訴，就算跳過斡旋、調解，裁決程序也曠日廢時，農民的利益就在這程序中不斷流失；甚且，ＷＴＯ爭端解決機制中的常設上訴機構目前仍在停擺狀態，台灣也申訴無門。但是，回到兩岸既有機制，目前也遭遇阻礙。今年三月大陸祭出鳳梨禁令之後，我方已八度透過《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平台，要求兩岸進行磋商，但大陸方面每次都「已讀不回」，顯然目前此路不通。質言之，倘若兩岸關係良好，兩岸早已透過既有管道協商處理；但蔡政府上任以來，兩岸關係螺旋狀惡化，溝通管道封閉已久，這豈非政治因素使然？台灣農民淪為兩岸當局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又何其無辜？

美國總統拜登（左）與法國總統馬克宏（右）將針對AUKUS議題進行溝通。圖為今年6月兩人會面。(取自Emmanuel Macron臉書)美國總統拜登、英國首相強森及澳洲總理莫里森日前透過視訊會議宣布，為了維護印太地區和平穩定，將成立以三國國名字首為名的新安全倡議（ＡＵＫＵＳ），並協助澳洲打造至少八艘的核子動力潛艦艦隊。雖然三人都重申此倡議並非針對特定國家，但誰都知道他們意有所指，各國媒體也無不以「劍指中國」做為醒目標題。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圍堵聯盟，中共外交部當然強硬回擊，批評此同盟只會升高區域軍備競賽，只是把核技術當成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是極為不負責任的行為，並宣布將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ＣＰＴＰＰ）做為反制。只不過，北京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美國擴大其抗中連線而莫可奈何。此外，受害最重的當屬早已與澳洲簽下鉅額潛艦合約的法國，不僅立刻召回駐美及駐澳大使，也同時取消與英國國防部長的雙邊會談，還以「背後被捅刀」來形容被盟友拋棄的惡劣心情。雖然拜登近日將主動打電話向法國總統馬克宏解釋與澄清，但由於美國接連在未知會盟國情況下就獨斷獨行，歐洲盟國心中憤恨不已，美歐嫌隙恐怕需要時間來弭平，但應不至於動搖長年情誼根基，因為美歐仍有最大對手需要共同合作。不同於英美法，澳洲對於中共的勢力擴張最有感觸，尤其過去六年北京屢屢以經濟手段威脅坎培拉，甚至對澳洲牛肉、紅酒等祭出關稅或貿易制裁，導致雙邊關係急遽惡化，也迫使澳洲政府不得不正視中共的真正意圖。因此，為了國家安全之長遠打算，就算可能因中斷與法國契約而激怒對方，也只能選擇靠攏美國與英國，畢竟法國設計製造的傳統潛艦不足以因應未來戰爭型態，更無法嚇阻中共的軍事擴張。其次，中共將其手伸進南太平洋島國，美其名是協助經濟發展，實則藉由各種手段要求這些國家在美陸之間選邊站，已對該地區造成不良影響，澳洲及紐西蘭也被迫出手干預，因此歡迎美國主導的ＡＵＫＵＳ抗衡中共，避免現行的國際秩序遭後者顛覆破壞。值得注意的是，美英打造的潛艦並未裝設核武，算是符合澳紐兩國支持「核武不擴散」的要求。以此觀之，新安全倡議確實贏得印太地區的肯定，咸認美國協助強化澳洲武力能提升區域和平穩定，也彰顯各國防堵中共的共同意志。然而，這些戰略部署雖對維護台海和平有外溢效果，台灣卻不能視為理所當然，以免誤判兩岸關係在國際政治的特殊性而傷害國家利益。各國近年來密切關注台海和平議題，有些國家也深化與台灣的官方往來，讓我國的國際能見度攀升不少。然而，這樣的互動層級依然受制於各國的「一中政策」。因此，台灣不能樂觀地期待ＡＵＫＵＳ、四方安全對話或其他類似同盟在一旦台海爆發戰事時，能提供我國多少協助。就像英國首相日前在國會答覆有關台海戰事的詢問時，表示「英國唯一正確作法就是支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相信許多國家也抱持類似態度。台灣固然歡迎各國提升對台關係的官方層級，但也不能忽略化解兩岸歧見的重要性，畢竟這是其他國家無法插手的問題。國人不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也反對不符合台灣利益的兩岸政治安排，但仍希望兩岸能尋求彼此都能接受的共識、進而降低衝突，這是朝野政黨的應盡之責。

蘇貞昌赴立院3+11專案報告，蘇貞昌上台前，立委在場中呼口號抗議。(中央社)中秋連假之前，立法院又上演抗議場面，原因是行政院長蘇貞昌赴立院針對國籍航空機組員隔離「三＋十一」決策過程進行報告，但在野黨認為該報告官官相護，因此展開杯葛。持平而論，行政院的此一報告不但完全沒有提到決策調整的會議實質內容，更沒有提到責任歸屬，反而強調「成就亂世中的第二次防疫奇蹟」，行政院這種遮遮掩掩、爭功諉過的態度，完全展現民進黨的完全執政、完全傲慢！這次立法院議場內的抗議，乃國民黨、民眾黨、時代力量三個在野黨火力一致對準行政院，國民黨強調報告內容「只看到推卸、吹捧、避重就輕；美其名是檢討，更像是竭盡所能的歌功頌德」，民眾黨、時代力量也抨擊行政院「不尊重立院」、「藐視國會」。再進一步觀察報告內容，更可看到行政院敷衍了事、無意自省的心態。正如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邱臣遠所說，「三加十一」決策攸關「八百多條人命」，因此不僅立院在野黨，許許多多台灣人民也都希望透過此次檢討能讓防疫工作記取教訓。然而，儘管中央防疫指揮官陳時中曾說決策前召開過會議、經過專業討論，但報告中雖然說明了決策的四大考量，可是對於哪些專家曾經與會、決策轉變對防疫的影響、決策的科學依據、何以決策數度改變等實質內容，幾乎隻字未提。換言之，儘管行政院提出了報告，但先前留下的謎團：民進黨立委范雲對「三＋十一」的「強烈建議」到底有「多強烈」？中央防疫副指揮官陳宗彥到底有沒有主持過會議？媒體披露會議是陳時中主持，是否為「假新聞」？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委員李秉穎爆料，專家會議從未討論過「三＋十一」，是否屬實？到底諾富特群聚與之後的萬華茶室、蘆洲獅子會、宜蘭遊藝場等群聚的關連為何？這些謎團至今依舊是謎團！蘇揆在該報告中指出，「每項政策不可能都盡善盡美」，但先前陳時中對決策過程的說法已數度改口，此次報告中的內容，照立委王婉諭的觀察，「與之前陳時中的說法都不一樣」。中央防疫指揮官對於重大決策轉變的說法前後反覆、外界至今不知陳時中哪一次說法為真，此已非政策是否「盡善盡美」的問題，而是牽涉人民對防疫政策的信任度問題，蘇揆豈能如此輕輕放下？如果再進一步討論「三＋十一」是否為五月疫情大爆發的「破口」問題，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任賢認為，「三＋十一」本身沒有錯，但沒做好配套就開放「就是破口」；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璧認為，防疫破口主要是在防疫旅館管理，沒有分艙分流；前國健署長邱淑媞認為，不僅「三＋十一」失效，後面每一關都破了，防疫旅館沒人管、檢驗偵測系統瓦解，關關失守。從這些醫界專家的觀點來看，或許「三＋十一」本身並非禍首，但諸多配套卻沒有周延部署、把關，難道這些都沒有檢討的必要？不過，蘇揆的此一報告雖然引發在野黨聯手杯葛，但也並不令人意外；因為，蘇內閣有太多太多的法定會議都沒有依規定召開，再暗槓「三＋十一」決策過程，其實也不過就是讓蘇氏執政風格再添一個新案例。再對照報告中所說的「防疫奇蹟」，台灣人民至今連什麼時候能恢復正常生活都還不知道，行政院就敢說「防疫奇蹟」，這也真是個「奇蹟」了！

台灣社會並沒有因轉型正義而得到相互諒解，反之這個社會因促轉會而變得更加對立。(中央社，資料照)■宋磊蔡政府上任後，「轉型正義」如火如荼展開，不但全面封殺國民黨的黨產，對蔣公銅像或是中正紀念堂的去留持續針對性的討論。台灣社會並沒有因轉型正義而得到相互諒解，反而因促轉會而變得更加對立。近期，促轉會對中正紀念堂應改制成為「反省威權歷史公園」，並試圖移除前總統蔣中正銅像，此舉非讓社會更為團結，在真正執行前已造成社會各界撻伐，我們必須這麼說，在民主社會當中多元意見本來能同時存在，但對於歷史人物的功功、過過必須從不同史觀來分析。一九四九年前蔣中正當時在中國大陸帶領的中華民國，全力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不但創下八年抗戰勝利的佳績，中華民國也是二戰時期的戰勝國之一，從二次大戰盟軍合作的角度來說，蔣中正的貢獻其功遠大於過。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當時海峽兩岸遠比現在兵凶戰危，對岸的中國共產黨與解放軍不但覬覦著解放台灣，當時共軍甚至在福建沿海集結、嘗試渡海攻台，所幸當時國民政府堅守捍衛中華民國，並開始以台灣為基礎打造反共基地，全面抵抗中共當局的入侵。換言之沒有當時的反共政策，台灣早已落入中共手裡，更沒有現在自由民主的台灣。蔣中正時代下的台灣，其實具體的政績相當豐碩。在政治方面，蔣中正時代先後執行地方自治、進行縣市議員與縣市長的民選。經濟上先後執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完成當時的土地改革。同時在民國四十二年之際推動「五期經濟計劃」，奠定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基礎，更在民國五十九年左右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大幅提升台灣民眾的識字率與教育水準，為往後的經濟起飛立下人才發展之基礎。民國五十八年，首度舉行自由地區國大代表選舉、立委、監察委員曾普選等，為台灣民主選舉奠下基礎。在位期間大力推動中華文化在台灣的發展，不但讓台灣成為華人世界中最有文化涵養的國家，對於後世的台灣更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試問：台灣若沒有中華文化為基礎，台灣的主體文化為何？客觀來說，蔣中正時代下的台灣，在當年反共復國的年代，因老蔣願意堅守台澎金馬等地，台灣才免於共產黨的摧殘，若沒有當年老蔣的堅定反共，台灣不但早已赤化，更沒有今日你我享受的自由民主空氣；但無奈之處在於，台灣社會對於前人立下的功績早已唾棄，更多的是政治批判充斥整個社會，這對於台灣往後的發展絕對是弊大於利。歷史人物的功過必須聚焦在大歷史的時代中，若是單純以單項事件（例如二二八事件）否定其功，不但有迴避大歷史的發展，後代在進行歷史探索時，不容易型塑出整體的史觀，進而造成偏頗史觀之虞。台灣是你我共同生活的家園，對歷史人物的功與過必須站在宏觀史觀角度進行申論，而民進黨「劃界為史」來創造台獨史觀，這過於窄化的視角會誤導民眾認識真正中華民國！（作者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會員）

五倍券等各種振興券方案，都是政府自認為的功德一件。(行政院提供)蔡孟峰全球經濟受到疫情影響，想要振衰起敝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台灣去年經歷過三倍券的一次振興，到了今年疫情加重，百工百業又被打回原形，甚至還有倒閉潮的隱患可能陸續浮現，即使振興五倍券已經訂出時程，但閉門造車的官員們，不知現今市況有多低迷，只顧著吹捧五倍券的效益，恐怕損益折抵後，幾千億公帑也會跟著打水漂。不論是三倍券還是振興五倍券的各種振興券方案，都是政府自認為的功德一件，即使各縣市政府順水推舟也推出各種優惠配合，但是對於收受的商家不見得能夠立見成效，尤其是採用數位券的消費方式，去年政府並沒將商家帳戶收支同步連線，等於商家要先墊支，還要經過請款，等政府款項入帳，流程大約要一個月甚至更久，對於已經受疫情影響收入的商家，無異是雪上加霜。去年發行三倍券過後，究竟對提振經濟有多大助益，政府並沒公布具體數據，即使曾經浮誇的說效益明顯，但到了今年五月疫情大爆發以來，去年再多紓困振興方案花出的公帑，不僅已經打水漂，各行各業被打回原形更不在少數，整體市況經濟低迷的程度，遠遠超過去年，當然政府在前幾個月又得花更多的錢為個人及企業紓困，一年多的循環下來，總體經濟面衰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今年政府紓困措施再多，但裁員減薪、倒閉關店潮已經陸續擴大，九牛一毛站在政府方面來說又是另一件功德，但對於企業商家來說，根本無法挽回頹勢，以目前二級警戒仍必須關閉的場所像ＫＴＶ而言，每月租金幾十上百萬，並不是政府紓困額度能夠負擔的，即使已經開放內用的餐飲，收入已不敷出還需添購隔板等防疫設施，同樣只能心驚膽戰硬撐著。連著兩年以來被疫情打敗的商家，如今已經面臨存亡之秋，政府已經頒布振興五倍券以及八種振興券將要從十月八日到明年四月，展開這一波的振興經濟方案，但政府不要只是表面對民眾做功德，各級官員應該先實際走訪看看如今市況，了解民生經濟已經多麼凋敝，視民如傷就必須真正讓振興券能夠救急著手，才能夠讓目前整體經濟止跌回升，漸漸讓經濟復甦，否則惡性循環只會拖垮整個國家。（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蔡英文政府照例以「內宣重於外交」的習性推動參與聯合國案。圖為聯合國開會情形。(取自聯合國網站)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已於九月十四日開議，蔡英文政府照例以「內宣重於外交」的習性推動參與聯合國案，除了花大筆鈔票在紐約刊登廣告及文宣，還洽請友邦在聯大總辯論為我國發聲並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敦促古特瑞斯能恪守聯合國憲章，正視台灣長期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的問題。此外，外交部長吳釗燮還投書多家國際媒體，強調我國願在國際社會扮演建設性角色，傳達台灣被不當排除的錯誤，還呼籲聯合國頂住中共壓力，並正視台灣對全球疫情後復甦及永續重建的實質貢獻及回饋國際社會的決心。然而，從民進黨操作手法來看，除了高調宣傳有許多民主國家力挺，依舊找不到足以打破國際困境的有效方法，仍以擦邊球策略迴避我國國際參與的關鍵問題，實難激起共鳴，甚至有意圖拿國家利益當政黨競爭工具之嫌，否則外交部何需在九月十五日的新聞稿自清？就像國民黨所批評的：「讓邦交國在聯合國為我發言或提案只是外交工作的基本，民進黨政府應努力向國際宣說而不是對內用力宣傳」。再者，誰都知道，兩岸關係惡化、互信不存是我國國際處境日益艱難的主因，蔡總統不僅丟失七個邦交國，連許多駐外機構都被迫改名或降級，民進黨只會吹噓多少民主國家挺台，卻不敢正面處理台灣長年被聯合國體系排除在外的癥結，除了藉此炒熱仇陸激情的政治操作外，實在看不到其亟欲入聯的真心誠意。我國加入聯合國有兩個途徑：中共放手接納或以新國家名義申請。這是一體兩面的問題，朝野政黨無法逃避，否則像民進黨玩弄話術、卻不敢正面對決的作法，永遠只是炒作議題熱度，對我國國際參與毫無助益。就像蔡總統不願真心面對中華民國、也不敢宣布台獨，卻創造出虛幻的「中華民國台灣」名詞一樣，總是玩弄文字處理國家大事，難怪我國國際處境日益艱困。不須民進黨提醒，國人都知道中共是中華民國不能參與聯合國體系的阻礙，然若民主國家都吝於將對我國的支持轉化成實際行動，吹捧再多的聲援都只是空談！在面臨中共龐大壓力之下，我國確實需要更多民主國家的支持與協助，卻不能忽略這些道德聲援都是有其限度的。就像多數國家都認為台灣可以自身經驗，對全球新冠肺炎的防疫工作提供貢獻，因此都支持我國成為世衛觀察員。結果呢？美國婉拒帶頭連署，其他國家都只是公開發出聲明，使得台灣至今仍被拒於門外。如果連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都如此艱難，那這些國家豈肯得罪北京，協助台灣加入更重要的聯合國大會？美國與中國大陸正進行一場世紀爭霸戰，台灣固然因民主、人權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而與美國親近，但這不代表兩岸必須為敵。民進黨將自身意識型態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已經陷台灣於險境而不自知。國人對中共打壓我國國際地位的作法極為反感，也支持朝野政黨全力打拚對外關係，對第一線外交人員也由衷感謝。但國人更希望看到執政的民進黨能務實面對日益惡化的兩岸僵局，在高喊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台灣安全之際，找到化解台海政治歧見的有效良方，順勢降低台海衝突的可能性，這才是追求台海和平的上上之策。 

文化部打算修法放寬政府對公視的補助上限。(取自公視網站)文化部日前預告修正《公共電視法》，計劃大幅降低董事席次和審查門檻，並明定行政院長可指定公廣集團董事長。這種方式不僅違背公共電視精神，也展現政府想要完全控制公共媒體的野心；一旦完成立法，公視的人事和預算將由政府掌控，其獨立性恐將蕩然無存，讓公視淪為政府「大外宣」工具。民進黨過去長期主張黨政軍退出媒體，前總統陳水扁在兼任民進黨主席期間，還在民進黨中常會公開提出媒體改革宣言，要求黨職、公職人員退出廣電媒體經營，同時宣示政府將全面釋出媒體經營權。諷刺的是，從二００三年起，國民黨逐漸退出媒體，民進黨卻開始大舉將黑手伸進媒體；尤其是二０一六年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目前民進黨政府掌控的媒體除了公廣集團的公視、華視以及中央通訊社、中央電台、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之外，三立電視台、民視和自由時報也屬親綠，可以說無論平面或電子媒體，民進黨都已掌握絕對優勢。然而，民進黨政府還不滿足，一直想要將公廣集團徹底掌控，並且擴大其影響力。從二０一八年九月起，文化部就積極推動將《公共電視法》改為《公共媒體法》，但因為內容牽涉甚廣，頗多爭議，外界反彈激烈，所以始終沒有推成。如今文化部預告修正《公共電視法》，基本上即是沿襲此一脈絡，雖然不冠《公共媒體法》之名，但內容爭議更大。縱觀這次修法五大重點，董事由原來的十七至二十一人降為十一至十五人；董監事審查委員會從原本四分之三的「憲法門檻」降為三分之二的「法律門檻」；行政院提名董事時，應指定一人為董事長；公視基金會業務範圍新增國際傳播服務及交流；放寬政府每年補助公視九億元上限。表面上似乎都不無道理，實際上都暗藏玄機。舉例來說，審查會門檻降低，降低董事人數，可以比較容易控制董事會；放寬政府補助限制，將使政府更加可以透過預算控制公視；至於降低審查會門檻，固然可以減少董事難產的窘境，但也使政治酬庸的人選比較容易矇混過關，更別說原來的高門檻還是當年蘇貞昌、謝長廷、柯建銘當立委時的主張。另外，新增公視國際傳播服務及交流業務，其實就是去年七月鬧得沸沸揚揚的「國際影音平台委託公視」的合法化。當時文化部計畫四年編列五十八億成立國際影音平台，委託公視執行。在政府強力運作下，公視臨時董事會雖然通過該計畫，但由於過程倉促、計畫草率，公視變成「大外宣」的定位更激起外界強烈抨擊，文化部最後不得不終止國際影音平台委託公視的做法；現在文化部乾脆將國際傳播及交流納入公視業務，顯然就是要為國際影音平台舖路；放寬每年九億元補助限制，恐怕也與此有關。可以想見，當政府對公視的補助越多，公視的財務就越依賴政府，其獨立自主空間就會越小，這明顯與公視「獨立營運」，不受政府干預的宗旨背道而馳。更關鍵的是，公視董事長如果由現行的董事互選改為行政院長指定，非但不符合獨立自主、超越黨派的精神，還開創世界首例。試想，由行政院長指定的公視董事長能不遵照政府的命令嗎？如此唯命是從的公視，豈不變成隸屬於行政院的電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