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主編精選〉一個朋友的離去
■程奇逢
我與他其實並不熟，見過幾次面，打過招呼，卻沒有交談過。但是因為死亡，他在我心中活了起來，我不止一次想起他。
2016年成立的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匯集了美國加拿大110名作家，住在紐約及附近的就有30人左右，一年兩三次活動，一半人我認識，一半人不認識。一位永遠西裝領帶，顏容整潔的男士，與穿著隨便的我們形成對比，他看上去70歲左右，這年頭，平均壽命增加，人也看不準年齡了，但可以肯定，這是一個講究風度情致的人。他先過來與我打招呼，有恂恂儒者風，我也禮貌地向他問好，後來知道這是蔚藍先生。
蔚藍先生是個醫生，畢業於山東齊魯醫學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病理科退休。
一個醫生卻親近文學且著作頗豐，他出版有《蔚藍散文集》、《有多少事可以重來》、《蔚藍詩萃》。
從他文章的自述中可知，1934年他出生在上海，到了1949年，15歲的他已對上海舊時光有了完整的記憶。他寫過一篇萬餘字長文《弄堂》，把上海弄堂「里」、「坊」、「邨」、「園」的特點和高下講得很清楚，鄰居的眾生百態被他描寫得十分鮮活：戈登路巡捕房高級警官，一家十三個孩子，為一母所生；五金店老闆家佈置得像佛堂，婦人終日坐在裡面；大房東的院落最大，只有房東太太和她獨子居住，卻常有一個手提皮質診療箱的小白臉從後門出進；一個大人口中的「咸水妹」（寄居上海的廣東妓女），他不解其意，只覺得那是一個漂亮的女子。
他八十歲時寫童年的生活，文字仍很生動。
在2020年初發表的《搬家》中，他講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來紐約醫學中心進修的生活，那時他已經50歲，應該是個資深醫生了，不知為什麼還要來美國與比他小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一樣過留學生的生活？那個時候大陸來的留學生日子過的可是很苦的。他多次搬家，住在隔出來的小房間裡，因為漏雨被子都被打濕，投靠表叔，卻因為他有些詭異的婚姻而不得長住。我也是八十年代初來美國留學的，也多次搬家，傢俱都是撿的，一次撿到一個電視，搬到家裡發現有圖像沒聲音，下次正好撿到一個有聲音沒圖像的，兩個摞在一起，看了好幾個月。
疫情初期，在與他的忘年交，詩人楓雨的微信中說，他怕死，並說你是不會理解的，到了他的年紀才會明白，原因是他不知道「那個世界」是怎樣的，所以恐懼。但有嚴謹科學訓練的他又給楓雨做了一道數學題，如果能再活15年，刻意安排的及無意碰到的會面，總共還有多少次。
2020年7月8日，蔡維忠會長發表公告：「蔚藍先生因新冠肺炎於4月30日在紐約去世，享年85歲。」我們得知後都很難過。他一定還有很多與朋友相聚的約定，有很多要寫的文章，有十年廿年的計畫，但他走得這樣匆忙，沒有告別，只把和煦儒雅的身影留給了我們。
■王鼎鈞
「一個朋友離去了」，這句話可以入選2020年的流行語言。後世人不能想像，一場叫做新冠肺炎的大瘟疫流行，奪命如秋風捲地百草折。新聞報導說，訃聞太多，某些國家的報紙要增加一大張兩大張，然後不收訃聞，然後喪家不發訃聞。雖然不發訃聞，「一個朋友離去了」你還是會知道，好比蜘蛛網上斷了一根線，蜘蛛會有感覺。新聞媒體說，「每個人都有親友離世。」
想當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在他的辦公室裡掛了一張照片，那是一座大橋。沒有人知道他為甚麼掛這張照片，有一天，他可能是臨時有感而發，他指著這張照片對新聞記者說，每天有無數的行人車輛從這座橋上經過，沒有人在意這裡有座橋，若是有一天橋塌了，行人才會記得這座橋重要。」我想，「一個朋友離去了」也是如此吧，好比大路上少了一座橋，你得繞著走，鋼琴上少了一個鍵，你得跳著彈，好比麻將少了一張牌，最後教你知道為甚麼沒有和，好比身體缺少某一種維他命，無關緊要，想起來覺得生命裏有個黑洞。
「一個朋友離去了」，你最容易記得他的個性，好比秋夜天空一顆星失落了，你記得它的光芒，不是形狀。物以類聚，作家的朋友多半是作家，他走了，文章留下，你也許最後忘記了他的文章，忘不掉他生前如何對自己的作品充滿信心。「文章是自己的好」，並不是別人寫的都不好，而是文章好在哪裡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其實沒那麼嚴重，人人都有一個知己，就是他自己。「何日一尊酒，與君細論文」，他只談自己的文章，不談別人的文章，只有談自己的文章才言之有物，言不虛發。這是一種「痴」，事後回想，有痴才可愛，他對「知己」一詞的新解也就成了名言。
有一個朋友不寫文章，他常常開會，每次開會他必定遲到，人稱「遲到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既然有遲到委員會，那必定遲到已經成為普遍的習慣，與其準時出席要坐在冷板凳上等那多數遲到的人，不如比別人到的更晚一點，入座之後立即開會。此公也有一個好習慣，如果他做主席，一定比別人早到，於是大家每次開會都推他主席。你有挑戰，他也有回應，每次他做主席，不管人到了多少，必定準時開會。有一次，人到齊了，沒過多久，預定開會的時間也到點了，他立刻宣佈散會，全場愕然。好在那個年代，他開的那些會大半都是不必要的，那些會作成的紀錄，大半也是不算數的，所以倒也沒聽說耽誤了甚麼要公。俱往矣，只有某公把人生化為打乒乓球，我耳旁依稀猶有鏗鏘之聲。
有一個鄉村婦女說：「人生在世，不過是人家生我們，我們生人家」。林語堂博士聽見了，寫下來，讚歎她語言的表達能力。我現在也可以說，人生不過是「一個朋友離去了，」然後「一個又一個朋友離去了，」然後「離開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