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英國諾丁罕（Nottingham）郡人；1840～1907（註二十四 ） 賈忠偉 《南岬之盟》是國際條約還是備忘錄 這樣的狀況引發美國嚴重抗議，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聞訊後立即趕赴福州，親自與閩浙總督吳棠及閩撫李福泰進行交涉，請求依據中美《天津條約（1858年6月18日簽訂）》，下令臺灣地方官員營救倖存人員，並嚴懲生番。吳棠當場接受了李仙得所提出的請求，到4月18日李仙得又向福建分巡台澎等處兵備道吳大廷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上面清楚的記載了他將因為羅佛號事件而進入臺灣調查。同一天李仙得便搭乘美國商船阿修羅號（The Ashuelot）到臺灣與臺灣兵備道等當地官員會晤，要求中國出兵協助。但因為當時琅嶠（瑯嶠）屬於「生番」地界，清朝駐臺灣官員不願介入協調，李先得只得自行前往，卻遭到原住民的襲擊，不得已只好返回廈門。6月13日美國派出駐亞洲艦隊司令貝爾少將（Admiral H. H. Bell）率領兩艘軍艦－－哈得福號（The Hartford，排水量2,900噸／亞洲艦隊旗艦，艦長博可納上校後升任美駐清日艦隊司令）與渥明克號（The Wyoming，排水量1,457噸）、並載了181名海軍陸戰隊在英商必麒麟的引導下登陸琅嶠灣，但因地形不熟而遭到原住民擊退，麥肯少校（Alexander Slidell MacKenzie，1842～1867）不幸戰死。至此美國態度轉趨強硬，清廷恐造成更大的國際糾紛，因此在9月10日，命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南路海防兼理番王柳莊會同李仙得率兵士500名向番社進軍，但是清軍到達琅嶠之後便一直虛應了事。 面對這樣的情況，李仙得認為戰未必勝，不如勸降。於是在1869年（清同治八年）10月初，再度透過英商必麒麟介紹其所熟識的熟番，獨自帶了幾名通事就進入琅嶠與琅嶠十八社總頭目（盟主，註二十五 ）卓杞篤面議和約，（註二十六 ）根據李仙得在1875年所寫的《臺灣紀行（Notes of Travelin Formosa）》中記載，當時李仙得一見到卓杞篤劈頭就問：「為何要殺我的同胞？」。卓杞篤回答，很久以前，龜仔甪社差一點就遭到入侵的白人滅族（有人認為是以前統治南臺灣的荷蘭人所為），所以日後看到白人就必須追殺來為祖先復仇。李仙得聽完後回應：「這樣不是會錯殺很多無辜的人嗎？」「我知道」卓杞篤很坦誠的回答說：「我也反對這樣做，所以才會到保力來找你，表達我的遺憾」（註二十七 ）。不過李仙得在書中也有提到，番人會殺害這些船員，一方面是為了保護自己領土，不讓外來者隨意進入；另一方面也受到當地漢人的唆使，殺了這些落難的船員好掠奪其財產。（註二十八 ） 被原住民殺死的美軍麥肯少校（圖片來自英文《維基百科》） 在對李仙得表達歉意之後，卓杞篤在雙方會談時也不甘示弱的對李仙得說：「倘若你們要以武力解決此事，我十八社聯盟自當全力奮戰，決不退縮。倘若你們要以和平方法解決，我將以朋友對待你們。」雙方經過多次溝通，一直無法達成共識，在必麒麟的獻策下，李仙得在一次談判當中，突然把自己左側玻璃假眼拿下來用力甩在桌上，這動作讓在場談判的卓杞篤與其他番人大吃一驚，他們以為李仙得這個紅毛仔有不可抗力的神力，是個奇人，於是態度開始鬆動，最後雙方達成協議，並簽訂了類似「外交備忘錄／MOU」的《南岬之盟》（註二十九 ）；原住民同意歸還船長亨利夫婦的首級及所劫物品，並允諾不再傷害因海難漂流於此的西方船員或是船員家屬，同時雙方也協議：要求外國人沒事不可隨意上岸、但今後若有西方船隻在通過琅嶠海面時遇到任何困難，必須以升起紅旗當作求救訊號，原住民則會給予適當的援助。但這個協議，並未受美國國會批准，所以沒有被視為正式條約，之後隨著卓杞篤死亡後便完全廢止。（註三十 ）只是當時雙方在締結《南岬之盟》時，還有清朝官員陪同一起參與，（註三十一 ）不但曝露了清朝官員對於國際事務的無知，甚至也自我否定了清廷對於臺灣的主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臺灣地位的曖昧性質──或者說是顯現了臺灣的二元政權的屬性。因此在1874年（清朝同治十三年）征台之役結束之後，李仙得還特別回到上海出版了《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臺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一書，他的「蕃地無主論」不但給了日本規避侵略責任的理論基礎，同時也開啟了二十世紀中期「臺灣地位未定論」的一連串爭議，而這些都是以他跟卓杞篤所約定的條約為基礎所開展的。根據林呈蓉教授的研究指出，《南岬之盟》總共兩份（一式兩份），一份由斯卡羅族後代保留於牡丹鄉旭海村，但已經不知去向；一份則保存於美國國會山莊的國家圖書館內。（註三十二 ） 李仙得所著《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臺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 另外李仙得希望能在失事船隻的岸邊建立一座堡壘與燈塔，但稍早時卓杞篤以當地為聖地不可侵犯為由，拒絕了李仙得，只是後來經過雙方不斷溝通協調，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同意在臺東卑南一帶築一礮台，做為聯絡站與警戒用途；因此李仙得以此條約要求清廷將琅嶠正式收入管轄範圍，並派兵駐守，但當時的臺灣鎮曾元福、臺灣道吳大廷…等人均以－－「該處建設砲臺，不惟無益，而且有損；中國所以不建者，非為省事，實為將來洋人寬留餘地。現在枋寮一帶設官、設兵、設屯，足資保護；何必添設礮台，至日後遭風洋人轉蹈危機」，而拒絕了李仙得的建議，至此羅佛號事件始告落幕。也因為這段經歷，李仙得在1868年（同治七年）2月再度進入恆春原住民部落旅行，此後幾年間，李仙得經常隨同美艦赴臺灣，與生番直接交流，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成：《論美領事入生番立約情節及風土人情》，從此他被視為「臺灣番界」通，而這為他後來幫助日本侵略臺灣埋下了伏筆。（註三十三 ）   附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