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屋敏子-維基百科 賈忠偉 李先得的外孫女～關屋敏子，意外捲入日本最大的俄國間諜案 李仙得身後除妻子池田絲之外，還留有一對子女，由於當時日本並不承認與外國人的婚姻，因此兒子一出生之後就送給明治初期著名的歌舞伎大師──十四代目市村羽左衛門（1847～1893年）為養子，最初取名為：市村録太郎，之後繼承其養父家業與名字成為：十五代目市村羽左衛門（1874～1945）。女兒名「愛」，長大後嫁給實業家關屋祐之介，而二十世紀20至30年代在日本相當出名有的女高音關屋敏子（Sekia Tosiko，1904～1941）就是李仙得的外孫女，關屋敏子從4歲就開始學習古琴和日本傳統舞蹈，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當她還是東京女高師附小3年級的學生時，就曾為昭和天皇的皇后－－香淳皇后（良子，1903～2000）獻唱過。後來拜在日本著名女歌劇家三浦環（Miura Tamaki，1884～1946；三浦環曾經在歌舞劇《蝴蝶夫人》中扮演的蝴蝶夫人）門下學聲樂。1914年（大正三年）她用義大利語演唱，被《都新聞》盛讚為「天才音樂少女」，更形容她是青出於藍。1927年（昭和二年），關屋敏子從東京音樂學校（現東京藝大音樂系前身）退學，隻身前往義大利學習聲樂，在那裏她僅用1個月就學會了《茶花女》等歌劇。畢業後，巡迴在歐美日各大劇場演唱歌劇，被當地報紙譽為「日本誕生的天才音樂家」。1928年，關屋敏子拿到世界最早創設音樂學位的－－博羅尼亞大學的學位，同時也是日本人第一次獲得該校所頒與的音樂學位，博羅尼亞大學位於義大利博羅尼亞市，創設於1088年，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學，在中世紀時期，也是歐洲重要的學術中心。如今，它是義大利規模第二大的大專院校，在校註冊學生人數超過10萬人。之後，關屋敏子又考入斯加拉劇院，擔綱演出《茶花女》、《蝴蝶夫人》、《卡門》、《費加羅的婚禮》、《弄臣》…等世界五大歌劇。 李仙得的兒子－－市川羽左衛門（1874～1945） 1934年，關屋敏子在日本東京的歌舞伎座演出日本式歌劇《阿夏狂亂》，轟動了日本的歌舞劇迷，因此獲得『國寶』的稱呼。1937年，當時33歲的關屋敏子在母親的安排下，與原幕府將軍家的劍道教師柳生子爵的弟弟柳生五郎結婚，雖然柳生五郎是入贅關屋家，但婚後因兩人對於家庭的關念相差太遠－－柳生五郎希望關屋敏子放棄音樂成為一個純正的家庭主婦，但關屋敏子仍想繼續重事音樂工作，因此4年後兩人協議離婚。 1941年11月22日晚，她應邀請在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畢業生歡送會上演唱。在參加完東京大學的歡送會當晚深夜（23日零時30分），關屋敏子服安眠藥自盡，得年37歲。對於關屋突然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的原因，眾說紛紜；有說是因為離婚後，生活寂寞再加上連日的熬夜作曲，工作過度所導致的心力憔悴所致，而她的妹妹喜美子也證實說，演唱會當天她唱完預定的歌曲後卻得到稀稀落落的掌聲，並沒有要求她再唱，由於當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軍國浪潮對西方文化的排斥，日本聽眾對歐洲音樂的冷漠，讓她感到自己藝術生命可能走上盡頭，再加上連日作曲的疲憊，旁人的冷言冷語與不再要求重唱的失落……情緒低潮可能就是這些使她下了自殺的決心。（註四十八 ）但令外一種說法，更讓人匪夷所思，有傳說她疑似捲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日本東京特派記者佐爾格的蘇聯紅軍間諜網事件中，該間諜網於1941年10月被破獲，到1942年7月底，總共有39人被逮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與身兼近衛首相的秘書和囑托（顧問）的尾崎秀實（Hotsumi Ozakaki，1901～1944），而這就是有名的「佐爾格事件」。（註四十九 ） 關屋敏子與臺灣音樂才女林氏好 另外在日據時期臺灣相當有名的女高音及流行音樂才女林氏好，就曾經於1935年6月成為關屋敏子的入室弟子，後來關屋敏子自殺身亡之後，由關屋敏子的師妹原信子繼續指導。林氏好在日據時期的姓名為「林是好」，1907年出生臺南市，畢業於臺南女子公學校，後來考進教員養成講習所，畢業之後，成為臺南末廣公學校（臺南第三公學校、今臺南進學國小）的音樂老師，同時也因為興趣業餘時在臺南管絃樂團擔任第二小提琴手，後來又進入臺南第二幼稚園（現址目前為：臺南市赤崁里活動中心－－臺南市公園路127號附近）擔任幼教老師。她一直跟臺南神學院英國籍吳牧師娘及義大利籍聲樂家莎樂可莉學習鋼琴、聲樂，音樂造詣頗佳，後來在1935年6月隻身前往日本，拜入關屋敏子的門下學聲樂。在日本學習期間，她必須一邊學習、一邊演唱，如此才有辦法賺錢接濟在臺灣的家人。 林氏好（前排左三）的恩師日本著名歌手關屋敏子（前排中）訪台留影 林氏好不但歌藝好，也相當熱衷政治運動，他的夫婿就是成立「臺灣民眾黨」的靈魂人物之ㄧ的盧丙丁（1901～1935，筆名守民），「臺灣民眾黨」於1927年（日治時期昭和二年）6月27日不顧日本總督府的反對在臺中東華名產會社召開「臺灣民眾黨」創立協議會，同年7月10日在臺中聚英樓召開「臺灣民眾黨」成立大會，「臺灣民眾黨」是臺灣人成立的第一個政黨，當天總計有代表62人參加，主要組成人物有：蔣渭水、蔡式穀、李應章、林獻堂、蔡培火、謝春木、彭華英、黃周、黃旺成、盧丙丁…等人。「臺灣民眾黨」的三大綱要為：「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廢社會之缺陷」。成立之初盧丙丁負責宣傳部及社會部的工作，並擔任臺灣工友總聯盟的中央委員。「臺灣民眾黨」曾提出市街庄議會由諮詢改為議決機關、議員由官選改為民選等要求，也曾因反對臺灣總督府的鴉片吸食特許政策而向國際聯盟提出控訴，因而得罪了日本總督府，盧丙丁也因此被捕入獄，不久後被釋放。1931年2月，被臺灣總督府以反日本、反政府，並有阻害內（內地，指的是日本）台融合等之由，除了禁止「臺灣民眾黨」繼續活動外，還強制其立即解散，主要幹部如蔣渭水和盧丙丁等十餘人也遭拘捕，旋於翌日釋放，為避免遭日本特高的毒手，盧丙丁不久後就偷渡至廈門避難，於1935年於廈門病逝。當時原本擔任臺南市第二幼稚園保母的林氏好也因此受到牽連而被迫辭職。之後她曾發起組織臺南婦女青年會、加入由臺南女詩人組成之香英吟社、也在臺灣新民報舉辦的臺灣州、市議員的模擬選舉中，被選為臺南市議員。1932年林氏好以一曲《紅鶯之鳴》走紅，之後進入古倫美亞（コロムビア；Columbia）及太平唱片公司擔任專屬歌手，陸續灌了《琴韻》（廖漢臣詞、鄧雨賢曲）、《怪紳士》（李臨秋詞、王雲峰曲）、《月夜愁》（周添旺詞、鄧雨賢曲）、《咱臺灣》（蔡培火詞曲）等暢銷唱片，而最出名的則是由馬偕博士採譜的平埔族歌謠，後由名作曲家鄧雨賢編曲、周添旺填詞的《月夜愁》，即是由林氏好在1933年首唱，後來才風靡全台，而後來的「望春風」、「雨夜花」主唱人純純（本名：劉清香），即是她所訓練的歌星，而純純也是由古倫美亞唱片培訓的第一代臺灣女藝人。 前面提過林氏好是在1935年到日本學藝並成為關屋敏子的入室弟子，當時她的夫婿盧丙丁就是因為組織「臺灣民眾黨」因此被捕入獄後失蹤，林氏好也被迫辭去工作，為了維持家計，林氏好只得專心於歌唱事業的發展，之後她也將家人陸陸續續的接到日本居住，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林氏好一家人不得已滯留日本。1944年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國勢已大不如前，投降只是時間的問題，林氏好擔心自己臺灣人的身分在此時會帶來麻煩，於是帶著一家人前往東北偽滿洲國新京市（長春）居住，同時轉任新京交響樂團的專屬歌手。1945年8月日本投降，林氏好和家人加入國府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之－－長春、瀋陽、遼寧支團，巡迴東北各地表演勞軍，同時也賺取生活費。後來國共內戰愈來愈激烈，林氏好一家終於在1946年回到了臺灣，因為有了國府開的勞軍證明書，讓她們在返家的路上省去不少麻煩。回到臺灣之後，家族還是從事演藝工作，並巡迴各地演出，慢慢的她將表演的重任將給大媳婦林香芸羽，林氏好轉而退居幕後，成為家族歌舞表演事業「南星歌舞團」的負責人，1954年林氏好遷往北投定居，1961年林氏好發現舌頭上有個腫瘤，開刀之後切片檢驗出為惡性腫瘤，後以傳統草藥治療，並減低工作量，腫瘤居然意外消失而痊癒。1991年林氏好因罹患多種糖尿病併發症病逝於淡水馬偕醫院，享年87歲。（註五十 ）而這是後話。 林氏好 附註： 註四十八： 關屋敏子自殺後留有一封遺書，遺書上寫著：「讓櫻花一樣馨香的名字永不消逝的時刻，就在我38歲的今朝。先於二老而去，這是不孝。但這只是普通人敏子個人的角度，為了不辜負國寶之盛名，保住千萬年的榮譽和祖先之聲譽而去死，作為一個藝術家難道不是高尚優美值得敬佩的嗎？」－－因此幾乎可以下斷言，關屋敏子自殺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名聲、保持自己藝術生命的青春，為自己的藝術青春定格。 參見──日文《維基百科》之【関屋敏子】（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96%A2%E5%B1%8B%E6%95%8F%E5%AD%90）。 註四十九： 佐爾格與尾崎秀實被捕後，日本東京警視廳特高課立刻展開收網作業，陸續在1942年6月於杭州逮捕中西功、在南京逮捕西里龍夫、在北京逮捕尾崎莊太郎以及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擔任情報科長的白井行幸等人。7月底，在上海逮捕了鄭文道和倪志璞。在南京逮捕了紀綱（原名李德生，為潘漢年主持的中共「上海情報站」之「南京情報組」共諜）、汪錦元、陳一峰等人。 紀綱、陳一峰、汪錦元三人被逮捕之後，被日本政府判處無期徒刑。到1943年7月應汪偽政府的要求，將三人押解回南京的老虎橋監獄服刑。但隨著國際戰局的變化，日本人在1945年5月，下令釋放紀綱，讓他擔任日軍與新四軍和談的「牽線」工作。 參見── （Ⅰ）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明鏡出版社）。 （Ⅱ）遠藤譽：《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明鏡出版社 ）。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潘漢年】（https://zh.wikipedia.org/wiki/潘汉年）。 （Ⅳ）賈忠偉：《佐爾格的情報網改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註五十： 參見──《早期台灣音樂界奇女子～林氏好》 （folkartist2.e-lib.nctu.edu.tw/collection/Egret/shi_hao/about7.html）。 不過在陳慧勻博士所寫的：《太陽旗下離別詩～臺灣第一女高音林氏好與盧丙丁》一文中，對於盧丙丁的去向則有不同的記載──「…當時的她（林氏好）並不知曉，在幾個月以後，盧丙丁將被日本殖民政府的警察單位拘補並被送入當時治療漢生病（俗稱痲瘋病）的樂生療養院，然後在1936年1月再度被押送出境至廈門，至終老再也無人知其去向。」 而陳耀昌教授所寫的小說紀實歷史小說──《島之曦》（遠流出版社），就是演繹盧丙丁與林氏好兩人的愛情故事。

賈忠偉 西鄉大爆走～現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濫觴 有了這些準備之後，1873年日本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特以琉球漁民在臺灣被蕃人殺害的事向當時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的毛昶熙及董恂質詢，毛昶熙原本以琉球與臺灣皆為中國領土，來反駁副島的質疑。而對於造成琉球漂流民被殺番人殺害事件，毛對副島表示：臺灣的「番民」有分成「熟蕃」與「生番」兩種，「熟蕃」由官府治之，而未服之「生番」，則置之化外，甚為不理──簡單的說就是「殺人者為化外的生番」與清政府無關。但這句話正好被副島抓住辮子，副島說：「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慌亂當中，毛昶熙竟脫口而出：「（臺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 這句話讓日本人抓到小辮子，所以就可以據此大大方方的向臺灣南部這個清廷昏官口中所謂的「化外之民」所居住的地方出兵。（註三十九 ） 1874年4月4日，日本指派名列維新三傑之首的西鄉隆盛的弟弟，陸軍中將西鄉從道（1843～1902）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出兵討蕃，翌日，又任命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並設置臺灣番地事務局，以大隈重信為事務局長官。當時李仙得負責輔助西鄉就出兵事宜進行具體準備。西鄉率領8,050人（其中陸上兵員為3,658人，其他為軍屬、從僕、軍艦成員等，註四十 ），分別搭乘高砂（原為英國船Delta號，為日本花10萬美元買下）、社寮（原為美國船，為日本花6萬美元買下）、三邦丸、大有丸、明光丸並配合3艘軍艦－－日進、孟春、有功…從長崎出兵臺灣屏東，但是這裡有個插曲，在出兵前夕，歐美－－英、俄、法、義大利、西班牙…等列強紛紛表態反對日本出兵臺灣，最早在1873年4月13日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Harry S. Parkes，1828～1885）就曾對外務大臣寺島宗明確表示：如果日本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英國將嚴守中立，並嚴令－－禁止英人、英船參與日軍的軍事行動，同時也威脅一切後果必須由日本承擔，這使得原本要一起隨軍出發的英籍工部省雇員布朗（Brown，日本授少校階，原本擔任測量臺灣沿海及建設燈塔等工作），不得不退出征臺遠征軍的行列。（註四十一 ）英國反對最大的理由－－不是人道、無關正義，而是清、日之間的紛爭可能會損害英國在中國地區的經濟利益。 西鄉從道-維基百科 而原本贊成（其實是鼓勵和支持）日本出兵的美國也在國際壓力之下，不得不由默許改變為中立，並批評日本出兵的行為違反了國際公法（《萬國公法（International law）》），同時強調以安全保障為由所發動的武力干涉，將不會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新任美國駐日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因此下令嚴格禁止任何美國人與美國船艦參與日本的軍事行動，（註四十二 ）除少數人以未接到政府禁令，仍舊隨軍前往臺灣之外，李仙得就因此在途中被召回，並被軟禁在美國的廈門領事館內，雖然不久之後就被釋放，但日本政府礙於國際壓力，只得假意禁止李仙得親自參與親臺行動，同時改聘請法國籍的法律專家布瓦索拿得（Gustave Emile Boissonade）來取代李仙得的位置，李仙得則是隱身於幕後。 面對接連而來的國際壓力，日本內閣擔心列強介入，不得下令暫停此次行動。但人在長崎的西鄉從道卻強硬的回覆說：「延遲出兵，將會有損士氣。如果政府強行阻止，我願退還天皇的全權委任敕書，以賊徒之姿直搗生蕃的巢穴，絕對不會累及國家！」他在4月27日命令被任命為廈門領事的陸軍少校福島九成首先率領－－瓦生、克沙勒、李仙得的秘書前紐約時報記者豪斯（Edward H.House）以及250多名軍士（原本「有功丸輪」只能容納100多人，這還不包含船上裝在的軍需、彈藥……），搭有功丸輪先開赴廈門，遞送西鄉寫給閩浙總督李鶴年的「日軍征通知書台」，自己則是留在長崎等候與大久保利通會面，勸阻任務失敗的大久保在面會西鄉以及大隈之後，也只能事後追認出兵的事實，並做了相關的承諾，於是日本政府對外公告：「硫球藩、小田縣人民先後漂流至臺灣「番地」受「生番」掠殺，為懲罰、以及確保將來的安全，出兵臺灣」。這樣難堪的結果，日本後世歷史學家稱之為「西鄉大暴走」，有人認為這項舉動也成為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亞洲戰場上隨意獨行的開端，（註四十三 ）但事後的文獻卻證實，這只是西鄉與日本政府「唱雙簧」演戲而已，因為大隈重信在其回憶錄中證實：當有功丸出發時，他和政府特派員金井內史還一起在長崎港為其送行，也就是西鄉從道並不真的敢「抗命妄為」，而是他與大隈重信、金井內史、李仙得…等人獲得共識之後才敢逕自出兵臺灣。（註四十四 ）到5月2日，日進、孟春兩艘軍艦以及運輸船－－高砂、社寮、三邦丸、明光丸…搭載－－臺灣蕃地事務参軍谷干城、赤松則良，以及另外1,000多名士兵，也從長崎開赴臺灣屏東的社寮。日軍的先鋒船艦－－有功丸於5月3日到達廈門，福島九成於4日拜訪廈門同知李鐘霖，並致送西鄉所寫的「日軍征通知書台」，之後便率有功丸輪離開廈門，因此當李鐘霖將「日軍征通知書台」呈送到閩浙總督李鶴年時，已是5月8日，李鶴年雖然立即要求日本撤軍，但有功丸已在同一天順利登陸屏東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之後其他運兵船也陸續抵達屏東與有功丸會師。最初日軍以利誘的方式來吸引當地漢人以及原住民，因此大家相安無事。 而當時雖然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已經過世，但憑藉著李仙得與卓杞篤的交情，自然也獲得新任十八社總頭目小卓杞篤的信任。但隨著日軍愈來愈深入內地，再加上日軍的軍紀愈來愈差，日軍與原住民的摩擦愈來愈多，5月22日，日軍進入四重溪之後，還不顧勸阻強行進入牡丹社番人的重要活動區域－－石門，被激怒的原住民因此在石門天險對日軍發動攻擊，這就是有名的「石門之戰」，最後日軍陸戰隊不得不攀上峭壁之後居高臨下的射擊只有原始武器的原住民，情勢才因此逆轉，原住民敗逃，酋長阿祿古父子雙亡。之後日軍勢如破竹，先後重創了－－牡丹社、高士佛社、尼乃社（女乃社；tjaljunay）3社，後移營龜山（現屏東國立海生館附近）建立都督府長期駐紮。連花東一帶的番人亦聞訊先後跟進請降。日軍在攻擊番社期間擄獲了一名年約12歲的原住民女乃社小女孩，西鄉將其取名為OTAI（臺灣姑娘）－－漢字為「御台」，之後送往日本接受教育，希望她長大之後能教化這些蕃人，為大日本帝國效命。（註四十五 ） 石門戰役後，日軍指揮官西鄉從道與排灣族領袖合影。-維基百科 牡丹社事件-維基百科 得知日本出兵侵臺後，清廷立即派人向日本外務省抗議，並在六月中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經略臺灣。1874年9月22日，清廷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只得委託英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的調解，中日雙方在北京締結和約－－即《北京專約》，日本退兵，所謂的《北京專約》，共有三條：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條約中規定：中國應撫恤1871年受害的琉球難民（10萬兩），並補償日軍征台損失（40萬銀兩），總共賠償50萬兩銀（約等於當時的71萬日圓）。只是清朝對外絕口不提「賠償兵費」，而將50萬兩拆成10萬兩的「撫卹」與40萬兩的「購買道路房屋」，算是在表面上保存了天朝顏面，也確定了臺灣的主權的確屬於中國。但由於條約當中，出現了「臺灣生蕃」加害「日本國屬民等」、日本出兵的目的是「保民義舉」等用語；同時強調清國政府所支給的「撫卹金」是由日本政府轉交受難者遺族…變相的向國際社會宣佈清國已同意「這些遭遇海難的琉球人可以被視為日本國民」。因此儘管未能達到佔領臺灣的目的，但日本卻遵循李仙得所提出的各種方略及其一手策劃的「征臺」計畫，成功的斷絕琉球長期的兩屬關係，誘使中國承認琉球為日本所屬，為1879年實質佔領琉球創造了先決條件；同時，也為日後侵略朝鮮，據有臺灣拉開了序幕，這個行動一直延續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在戰爭爆發之初，美國還特別售予日本四艘最新型的戰艦和大批軍火，而美國籍貨船「紐約」號也受雇為日本運兵，甚至戰後馬關和議之前，李鴻章希望能藉助各國駐華公使之力，出面制止日本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但唯一替日本出面的就是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他不但力勸各國不要過問此事，還誘導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日本才能順利占領臺灣。征臺之役結束之後，已經入了日本籍的李仙得在大隈重信與陸奧宗光的同意與支持下，迎娶了幕府越前侯松平春岳（後來出任明治政府的大臣）和侍女所生的私生女池田絲，松平蕃就是現在的福景縣（ふくいけん，Fukui Prefecture；位處日本中部的北陸地方，面向若狹灣－－わかさわん）。1890年在日本政府與朝鮮駐日本公使館參贊官金嘉鎮（김가진，1846～1922，原本為親日派，後轉赴中國參與朝鮮獨立運動）與和駐朝鮮日本代理大使近藤真鋤（1840～1892）的共同推薦下，李仙得正式赴韓接任朝鮮外府顧問官（有些資料稱為政治顧問）德尼（Owen N. Denny，1838～1900）任期屆滿之後所遺留的職缺。（註四十六 ）他曾建議朝鮮政府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實施預算、會計制度；改革稅制、廢止奴婢制、發行紙幣、開發輸出商品…等現代化改革措施。另外由於不平等條約導致韓國無法保護國內市場及產業，因此他主張抑制輸入，優先安定經濟、促進繁榮…等等，與當時的朝鮮改革派互動頻繁。只是凡事都以日本為師，也導致他被反對者批評其作為均帶有「將朝鮮變成帝國主義體制下的從屬國」的兩面性，說的簡單一點就是：他們認為－－「李仙得被派至朝鮮其實是為日本併吞朝鮮預先做準備」。1899年9月李仙得在首都漢城（今首爾）因為腦中風（另一說為腎炎）病逝。（註四十七 ）   附註： 註三十九：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牡丹社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wiki/牡丹社事件）。 （Ⅱ）楊南郡：《牡丹社事件》（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                            id=2327&keyword=%B7%E3%E5i）。 註四十：…

  賈忠偉 李先得與日本～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李仙得的建言給日本政府很大刺激，影響所及也埋下了日後佔領臺灣的種子；當然對於這段歷史，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是日本利用了李仙得的番地無主論與眾多征台規劃與建議來掩蓋其對外侵略的野心，李仙得在整個事件當中，只不過是個配角而已。其實對於日本人來說，臺灣並不是個陌生的地方，早在1593年（明萬曆二十一年，文祿二年）豐臣秀吉在發動征韓之役時，就曾經派出原田孫七郎赴菲律賓向佔據那裡的西班牙總督勸貢，同時還命令他在回程時經過臺灣要勸導島上的「高山國王」向日本進貢，但是因為當時的臺灣並無國家組織而不得其門而入。該文書現藏於加賀（現在的石川縣南部地區）前田家之尊經閣文庫內。而德川家康在統一日本之後，也在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日本慶長十四年）派九州肥前蕃主基督教大名－－有馬晴信出兵佔領臺灣北部港口，德川家康除要有馬要仔細調查臺灣的物產外，並懷柔臺灣原住民，希望藉此增進中日兩國之貿易，只不過，有馬的兵船才一登陸臺灣，便遭受原住民的激烈抵抗，使得有馬損失慘重，最後只抓了幾名原住民回日本交差。 (中央社，資料照) 1616年德川家康再度命令長崎代官（市長）村山等安率兵3,000，分乘13艘兵艦，大舉進攻臺灣，一樣也遭到原住民的強烈抵抗，之後又被明朝福建參將沈有容（1557～1628）率兵夾擊，因此不得不退兵。後來日本實施鎖國政策，除少數領有朱印狀的貿易船可以出海外做生意外，其他人則是嚴格禁止出海，因此日本侵擾臺灣或是中國沿海的行動暫告一個段落。直到1627至1632年日本浪人濱田彌兵衛才再度因商業糾紛而逕至進入臺南挾持了荷蘭派駐臺灣的第三任長官彼得‧奴易茲（Pieter Nuyts，1598～1655）及其兒子到日本關押，同時日本政府又封閉荷蘭在平戶之商館及船舶，造成荷蘭損失慘重。荷蘭為了挽回與日本的貿易利益，後經雙方協商，在巴達維亞的荷蘭總督下令改派漢斯．普特曼斯（Hans Putmans，？～1656）為第四任臺灣長官，並將彼得‧奴易茲撤職並引渡至日本監禁，到1632年時荷蘭人在日本的貿易才獲得恢復，彼得‧奴易茲則是監禁4年後於1636年才被釋放，但返回巴達維亞後又受到審判，直到1637年被解除所有職務後才得以返回荷蘭。另外有一半日本血統的鄭成功在據台之後，曾經試圖向德川幕府求援的故事，經過流傳與渲染，讓臺灣不屬於中國領土的觀念逐漸在日本生根。（註三十四 ） 當然不管如何，李仙得的這些建議，的確又再度提醒與影響了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事後證明日本後來的所有中國與亞洲侵略政策，幾乎都是「依循」李仙得的建議而制訂的，這正是二十世紀前半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源頭。只是李仙得也清楚的知道當時日本才剛剛開始明治維新，國力未豐，因此貿然出兵恐引發中日大戰，對日本並不利，因此建議日本以保護琉球難民做題目，展開對中「欺騙外交」，取得出兵臺灣的藉口，這樣不但可以避免日本與中國正式決裂，也可以紓解日本國內不斷升高的征韓壓力。因此日後日軍征台時，就帶來許多文化打手來充當隨軍記者，除了詳細記錄戰爭經過之外，也刻意將臺灣原住民塑造成野蠻未開化的恐怖兇手，藉此凝聚與搧動日本人的愛國情緒，才真正化解了因「征韓論」所引發的「佐賀之亂」後更大的內戰危機。（註三十五 ）當時李仙得的主要建議大致如下： （一）中國的政教不及臺灣這塊番地：最重的是「番人」也相當仇視漢人，此次琉球船民被害，實因其外貌與中國人類似，致為生番誤會才會被殺。另外中國國力薄弱，根本無法有效統治番地，日本人應學西方列強，取代中國成為亞洲盟主，併吞亞洲許多尚未開發的野蠻之地，以帶頭抵擋歐美列強入侵亞洲； （二）日本要隨時備戰──以戰逼和：日本與中國交涉時，應派軍艦巡弋中國南海，甚至進佔澎湖，另外在長崎或是琉球應事先預留足夠兵力，以預防雙方談判破裂，中國拒絕日本之要求，應即刻出兵攻佔──雞籠、滬尾（淡水）、打狗…臺灣府，甚至佔領全臺灣，如中國仍拒絕談和，日本則進軍廈門，逼中國坐上談判桌； （三）武裝殖民：日軍應在台灣南部社寮設立大本營，一方面安撫當地漢人和較為友善的番人，另一方面攻擊兇殘的牡丹社，最後進佔臺灣南部所有番地。所以後來日軍隨軍帶領了五百名工匠以及一百八十二種植物和各式農具，就是要準備攻佔台灣之後，武裝殖民之用； （四）日本應該以外交談判為主，並輔以軍事手段，當然最高招就是：兵不血刃的達成目標。日本出兵臺灣，可能會導致與中國全面決裂，依當時日本的實力來看並非上策。但若依照《萬國公法》商請清政府保護遇難本國船民，清政府未能辦到，日本自行設法保護，乃理所當然。 （五）李先得認為以當時中國的國力，根本無力保有臺灣，臺灣遲早會落入其他列強的手中，日本位於亞洲，比歐洲列強容易下手，因此日本應該積極爭取台灣。 佐賀之亂慰靈碑-維基百科 最初李仙得對副島甚至樂觀的指出，由於臺灣防衛力量薄弱，估計只需出兵兩千便可輕易佔領臺灣。日本外務省遂在當年11月以「臺灣番地事務局」准二等官、每年銀洋12,000元的高薪－－特聘李仙得為征台的外務省顧問，按敕任官待遇，這地位僅次於指揮官西鄉從道，李仙得就此在日本長住了下來，並且申請歸化日本籍，從此李仙得為日本規劃詳細的出兵、殖民計畫，雙方甚至約定事成之後由李仙得出任臺灣輔導都督（副都督）。（註三十六 ）除李先得之外，日本還透過李仙得招募許多美國現役與退役軍官，作為日軍侵台的軍事先鋒與間諜；如美國海軍少校沙勒（D.Cassel）就奉命帶領先頭部隊到中國從事外交宣傳－－也順道通知與監視清政府對於日本的征台行動的反應、美國陸軍中尉瓦生（James R.Wanson）擔任日軍的工兵指揮、而英國人布朗（Brown）則幫助日軍做海案測量與燈塔建設工作、長住廈門的洋行醫師曼遜（Dr .Patrick Manson）來擔任翻譯工作…，這些人也同時帶領與訓練大批日軍間諜到中國沿海各省和臺灣做詳細調查，20年後的甲午戰爭，許多主要參戰的日本軍人如－－海軍大臣西鄉從道、海軍軍令部長又擔任首屆臺灣總督的樺山資紀以及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等人，都是當時由李仙得一手訓練的侵略先鋒。而這些事先勘查的情報訓練，影響日本相當深遠，對於未來日本－－不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軍事侵略或是大戰之後的商業侵略，都有相當大的幫助。當然在利誘之下，許多「漢奸」也被收買擔任日軍內應，以保障日本的軍事行動的順利。也因此在出兵前夕的1874年4月10日，日本天皇還特別召見李仙得、克沙勒（Douglas Cassel）、布朗（Brown）…等人，分別賜予絲綢，日本天皇還另外特賜李仙得一柄象徵榮譽的日本軍刀，並且在4月13日將他的職位提升到與日本特派全權公使同等，目的除了是感謝李仙得對日本的貢獻之外，最重要的是以這些榮耀來讓李仙得竭盡所能的為日本奪取臺灣來賣命。（註三十七 ）李仙得之所以這樣做，有人說他是不滿清政府的腐敗，再加上美國政府不重視他所提出有關經略臺灣的相關建議，因此他轉向投靠日本。但實際卻脫不開美國政府的影子，也就是說這些都與美國當時的亞洲政策有關，早在1853年准將派里（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1794～1858）到日本叩關之後（即黑船事件），美國就一直極力協助日本邁向現代化，美國人打的算盤是──幫助日本現代化並藉機操控日本，之後可以由日本在亞洲從事「代理人戰爭」，幫助美國占領朝鮮和臺灣（以後在東北的「日俄戰爭」也是如此），這樣美國不但可以避免直接與英、法等列強國在亞洲對抗，同時還可以藉日本來維護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同時也可以讓日本和中國永遠「敵對」狀態，如此東亞便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美國不但可以混水摸魚、甚至可能可以「坐收漁翁之利」。（註三十八 ）     附註： 註三十四： 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5。 註三十五： 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71、101。 註三十六： 參見── （Ⅰ）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p102～103。 （Ⅱ）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02。 註三十七： 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05。 註三十八： 參見──尹章義：《美國的擴張主義與臺灣的命運～160年來美臺關係的回顧（一）》（歷史月刊／第112～113期／2006.04.20～30）。 另外早在德朗在與副島見面時，除向副島介紹李仙得其人外，還教唆說：美國無意佔有他國的土地，但是我們樂意見到我友邦擁有並拓殖他國的土地。有關這次臺灣事件，若貴國將有所盤算時，我雖能力有限，但願為提供拙見。他並進言：臺灣氣候條件適宜，且為膏腴之地，盛產米、砂糖等，還有礦山多處。當地海港良好，對外國人來說，是極為便利之場所。據說外國人之中亦有覬覦該地者。該地雖為清國管轄，但由於其政令不行，故先占者可先得。他提出處理臺灣事件時必須考慮的三個問題：第一，是否要立即派遣問罪之師？第二，是否要與土著交涉，訂定今後之管理方式，當我國人民及琉球人抵達時不再施暴？第三，若認為屬於國家統治權事宜，是否要向其政府交涉要求其處理？同時，德朗還向副島允諾：若貴國派船到臺灣，我方軍艦有該處之海岸地圖等，願為提供。 參見──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p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