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就業重點在於就業意願。(本報資料照)王冠斌再者，基本工資審議造就了低薪的產業條件。每年基本工資審議，就挑動了勞資雙方的敏感神經，每年發作一次，但每年就像大拜拜一般，各自上了媒體，不管是勞方、資方還是政府單位，永遠像獲獎前的致詞，但結果永遠了無新意，總是妥協出的結果，而非符合現實的現況，到現在大家也麻木了。勞工薪資本該由經濟市場決定，但長期以來，政府似乎也在扮演上帝角色，好似決定薪資應以何為合理，看來每次的調整如恩賜，但沒有人因此而感謝，反而造成了低薪的苦果，此可從大家看到徵人薪資，好像大家有共同的默契，大多數用最低的水平徵人，也許這是合法，但形成了整體低薪的苦果。雖有人說，這只是少數的單位用薪水平，但看的不是表象，而是文化。從基本工資延伸下去，外勞保護政策，也忽略了台灣就業選擇現況。台勞與外勞薪資脫勾，一直都圍繞幾個重點，一直吵不完，如國際人權、衝擊台灣就業市場、剝削外勞工作健康等等，這些一直沒有一個定論；但持續缺工，永遠都是企業的痛苦，如同少子化學校滅校的恐懼，如影隨形。台灣就業市場的人口結構及就業意願，其實不論從研究論文、政府就服機構引介等，都可以看出，重點不在於薪資，而在於就業意願及就業市場。近十年來，隨著產業外移、台灣勞動人口減少及勞動產業改變，企業求才若渴，大型企業如此，小型企業及傳產企業更是；因此，放寬外勞配額及薪資脫勾，不過是一個不得不自省的產業現況下所必須考慮的決定。而台灣就業勞動工作，也不該因此而被忽略。畢竟世上不可能有兩全其美的事，想兼顧，到最後的損失及傷害，永遠淹沒在歷史裡。近期經濟振興方案，要發現金、數位貨幣、三倍券等，政府還在思索，但眼前我們要面對未來疫情，已不是打完疫苗就好像沒發生過，接下來的問題是整個產業環境、國家戰略及生活方式大為改變；接下來的，是我們的勞工政策或產業政策，也該好好思索如何再適應、再演化。因此建議未來的勞動政策，應朝以下方向修訂：一、監督式的勞動條件，而非是控制性的法規命令；二、廢除基本工資審議大拜拜，鼓勵市場獎勵式的加薪及減稅政策；三、外勞與本勞薪薪資脫勾及放寬外勞引進或彈性引進政策；四、新經濟移民政策草案，厚實新住民或外勞居住權或公民權及技術移民。（下）（作者為諭律國際企業諮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勞資獨任調解人）

近年來勞工政策增加了勞工保護措施，如勞動檢查、工作安全等等。(本報資料照)王冠斌疫情爆發以來，大家一直在盼望何時打到疫苗、想活命、想何時解封、想企業如何才能生存，也終於等到這一天了。七月二十七日開始，疫情警戒降級，有放寬的人流、企業的活動、產業的交流及餐飲的內用等等，終於看到了一絲的陽光抖進。但，面臨而來的，有人早撐不住了，高達三千家企業無薪假，五十七萬人沒了工作，這也讓人看清了一件事，企業活不下去，勞工無依存在，如海浪似的侵蝕經濟基礎。而這些問題，也點醒所有身處無國界經濟體的台灣的每一個人，是該理性地看待每一件事，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們的勞工政策，一直在扮演著上帝理想國的烏托邦。首先是政策過度干涉自由經濟勞動市場的問題。我國近十幾年來，一直強調勞工政策的保護層面，因此也從以往的勞委會升格為勞動部；但至今勞工的保護措施，卻愈來愈看不到對勞工實質收入有什麼具體的提升。政策增加了勞工可作為權利保護的工具，如強化勞動檢查、勞工訴訟、性別平等、就業服務等法規上保護，這幾個部份的確值得肯定，不過值此時刻，不論從無薪假、失業數及申請紓困來說，是否可看出，台灣的產業結構及社會結構，多少的比例是讓企業無法負荷的？政府存在的目的，在於監督企業或資本家，而非協助或介入市場，成為第三方訂定條件的仲裁方；訂定或要求勞資雙方的勞動條件，並期以由所謂之專家及學者，以學理上之看法，訂定勞動條件之規範，這永遠都造就了更讓人無法理解及適應的政策，反而成為另一個官民之間的官樣文化，最後苦的是弱勢的企業或產業，以及弱勢的勞工或資訊不對稱的市場。舉例來說，一例一休看似保護勞工，但實際上卻弱化了企業的競爭能力。上個星期，一個小型醫療院所院長抱屈，院所職工也不過不到五十人，所屬員工卻拒絕因檢驗工作之需要而於休息日（約定為星期六）出勤，並稱係依據一例一休之規定拒絕出勤，如要求調班，將向勞工局投訴等等。先不論目前醫事單位法規放寬之相關規定及彈性工時等適法可用，而是這一個政策到底是保護了勞動工作者的工作條件？還是在弱化了產業競爭下的企業競爭？企業經營本是將本求利，市場機制，不管法規也不管勞基法，只看結果，在一切合法的質量、規範及現實的考量下，交不了貨、給不了質量，便成為市場上被刪除的供給者。而企業，如無法提供及滿足市場的現實，別說是調班、加薪、分紅，連工作都不可能存在。因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便是，訂定了原則，如企業不得有剝削、不法的行為及不當對待勞動行為，如有，即予以重罰外，更給予懲罰性處分；其餘的，就讓市場去作決定，讓無良的企業失去競爭或退出市場，讓勞工得到最終的政府保護即可。如同大家去超商或百貨購買的商品，肯定是安全的才會上市，市場基於競爭及透明，自然會形成規律的自律自發行為。畢竟，台灣還算是一個相對透明的市場，連勞動市場亦是。（上）（作者為諭律國際企業諮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勞資獨任調解人）

受疫情衝擊，6月份百貨公司營業額年減64.7%、餐飲業年減39.9%。(取自經濟部網站)儘管疫情逐漸紓減、疫苗施打率亦緩步提升，但五月中下旬起爆發確診案例驟增造成的經濟衝擊仍持續發酵；雖然蔡政府祭出紓困措施，可是規劃的紓困對象卻往往畫錯重點，導致諸多亟待紓困的業者和民眾「看得到，吃不到」，企業經營、日常生活因而陷入困境。根據行政院國發會公布的景氣對策信號，六月亮出代表「熱絡」的紅燈，且已是連續第五個月亮出紅燈；主計總處亦於六月大幅調高今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成長率。但倘若只從宏觀面觀察經濟表現，難免陷入「見林不見樹」的盲點；再倘若政府是以這種「見林不見樹」的角度規劃紓困，亟待紓困對象就難以避免地陷入「看得到，吃不到」的困境。六月十八日立法院通過「紓困四‧０」近兩千六百億元預算之後，行政院即著手進行紓困，但剛推出就引發民怨。例如，對自營作業者與勞工紓困貸款，係以一０八年度綜合所得稅報稅資料認定紓困對象，但一０八年申報綜所稅至今年六月已有兩年的時間差距，根本無法反映自營作業者與勞工的最新收入情況。儘管在朝野立委齊聲砲轟之下勞動部有所調整，但已凸顯政府部門思慮不周、只圖作業方便的「官本位」思維。再者，去年大眾運輸業者已哀鴻遍野，今年五月十九日起全台實施三級警戒，大眾運輸運量更呈雪崩式下滑；但政府對大眾運輸業者的紓困只到七月，八月還沒著落，完全看不到蔡政府「超前部署」的自豪。另一個令人納悶之處，交通部先前規劃僅針對高雄捷運紓困，運量更大、受衝擊更嚴重的台北捷運卻得不到蔡政府的關愛，這種獨厚高捷的思維當然難脫「顏色」聯想！另有若干引發民怨的問題，其實去年紓困就已出現，但今年依舊未見改善。眾所周知，去年年初疫情來勢洶洶之後，旅遊業者首當其衝，不僅海外團出不去，國旅團也寸步難行；今年亦復如此，而且慘況不低於去年。根據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統計，去年至今已有四十多家旅行社倒閉歇業；今年本土疫情爆發後，旅行業就業人數再從四萬多人減少到兩萬多人。但是，到七月二十一日為止，「紓困四‧０」針對觀光旅遊相關業者、從業人員的紓困預算還有三成沒執行下去，許多業者及員工都已高喊幾乎沒辦法活！再從經濟衝擊的狀況來看，根據經濟部統計，六月份百貨公司營業額年減百分之六十四點七、餐飲業年減百分之三十九點九。艱困產業苦撐、關閉，導致失業率從五月的百分之三點六七陡升到六月的百分之四點八，不但創下二０一０年十一月以來的最高點，失業人數更較五月增加八點一萬人，因經濟因素導致工時未達三十五小時者高達九十八點四萬人，七月二十六日無薪假人數近四萬五千人。但是，因疫情衝擊而薪資減損達兩成以上者的紓困人數僅二十一點二萬人，顯見勞工紓困已然失去準頭。失業、無薪假、若干產業營業額慘狀至此，政府應從手邊既有的統計資料尋找亟待紓困的產業及人口，並且精準紓困；否則，就算政府動輒嘴上搬出大數據也是空談。《莊子‧外物篇》有「涸轍枯魚」的寓言，掉到車轍淺淺積水裡大喊救命的魚只要一點水就可救活，卻沒那個命等到西江之水；紓困也是救急不救窮，得迅速又精準吧！

王毅（右）向薛曼（左）所提出的「三條底線」之一，就是「美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破壞中國領土完整」。(路透)歷經百轉千折的幕後角力，美國副國務卿薛曼終於在二十六日於天津與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及相關官員進行會談。這是美陸兩國自三月外交高層對話後的首次接觸，由於雙方在安克拉治針鋒相對的激烈場景至今仍有後遺症，使得各方對這次的破冰之旅並未抱太大期待。就像會後美國國務院所稱，此次會談並未觸及美國總統拜登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面，只是雙方交換意見，除「展現保持溝通管道暢通的重要性」，同時也「討論方法來設定負責任地管控美中關係的條件」。北京當局外交部也指，「這次會談深入坦率，增進對彼此立場的了解，對爭取下一階段中美關係健康發展是有益的」。既然雙方會後各說各話，可見得會場裡的氣氛絕不可能輕鬆。薛曼就坦言「有些事超越具體的分歧，是大國全球性的責任」，並強調「美國歡迎與中國進行強勁的經濟競爭，但不希望這種競爭轉變為衝突」。這樣論調與稍早美方官員透露「美國不樂見激烈且持久的競爭演變成衝突」的訊息相一致，顯見拜登政府不期望藉一次會談就化解彼此歧見，而是避免日益增加的雙邊緊張關係繼續惡化成誤判、甚至是衝突。原則上，中共官方不會公開評論會談內容，不過陸方學者的看法也與美方大致相同，只是更加悲觀。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就表示，「中美關係較之前相比明顯惡化」，但雙方「都注意防止對抗引起更深層次衝突的危機」。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征也認為，「北京對涉及核心利益的問題，已不再隱忍」。很顯然，中共應對美國的整體戰略開始發生微妙變化，不可能像過去為了經濟發展需要，就對美國忍氣吞聲，因為習近平去年說「中國人可以開始平視世界」，等同為中共的「戰狼外交」背書。平心而論，美陸分歧的最大關鍵在於雙方的核心利益及價值觀有嚴重落差，導致世界兩大強權無法容忍對方的挑戰。身為全球霸主，美國亟欲維持自二戰以來其一手打造的國際秩序，更寄望藉由協助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便，使北京當局能接受基本人權等普世價值。反之，中國大陸一再強調「互不干預內政」的原則，就是要排除可能影響中共統治合法性的任何威脅，因此將美國等西方國家推廣的民主價值視為「反華工具」，更把美國介入台海事務的動機解讀成阻礙中國統一的陽謀。因此，王毅向薛曼所提出的「三條底線」之一，就是「美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台灣當然更是中共認定「重中之重」的問題了。不過，就在兩國還為著雙邊關係傷腦筋之際，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新加坡重申立場，願意與中共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加強兩軍的危機溝通。換言之，美國其實並不尋求與中共的軍事對抗，但希望大陸能提高軍事透明度，讓周邊國家安心。很顯然，中共已非吳下阿蒙，因此下定決心要重新尋找兩強權都能接受的互動模式，即便要花幾年時間都在所不惜。世界局勢能否迅速穩定，端看美陸磨合期有多長。面對兩強之爭，夾在中間的台灣當然不能放鬆。國人想知道，民進黨除了炒作仇中激情外，可否提出能降低兩岸對抗的有效對策，避免淪為強權政治的犧牲品。

中華台北代表隊在東京奧運接連奪牌，讓台灣民眾咸感振奮。(取自中華奧會網站)中華台北奧運代表隊在東京奧運開門見喜，接連奪牌、屢創佳績讓台灣民眾咸感振奮。在此同時，我奧運代表隊名稱究竟該叫「中華台北」？還是「台灣」？卻又掀起一番口舌之爭。持平而論，一九八０年代以來，台灣參與諸多國際組織、國際活動，皆以「中華台北」為名，此一名稱也被台灣大多數民眾與朝野所接受，充分證明「中華台北」是國際與國內的共識，任何政治操作都不應損害台灣利益。雖說體育不涉政治，但政治總是干預體育，探究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稱參與國際組織、國際活動，其實正是發軔於奧運。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之後，就發生兩岸在國際奧會的會籍名稱之爭，中華民國因而退出一九五二年赫爾辛基奧運；之後中華民國先後以「Formosa-China」名稱參加一九五六年墨爾本奧運（大陸退賽），並以「Taiwan」英文名稱、中文「中華民國」名稱參加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和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奧運，兩岸奧會名稱之爭仍然暗潮洶湧。隨著中共政權在國際間的影響力日增，以及美國「聯中（共）制蘇」的戰略之下，一九七０年前後中華民國的國際處境日益艱困；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連帶影響我國參與各項國際組織、國際活動，甚至被大陸中共政權取代會籍。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則是我國最後一次以中華民國國號、國旗、國歌參與的奧運盛會，大陸則於一九七九年重返國際奧會。儘管當時形勢對我非常不利，但我政府仍極力爭取參與奧運。一九八一年三月，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會簽署洛桑協議，中華奧會以「Chinese Taipei」名稱重返國際奧會，通訊錄中以英文代碼「ＴＰＥ」列於「Ｔ」組；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台灣首度以此一名稱參賽。一九九０年北京亞運，兩岸提前於一九八九年簽署協議，我代表團中文名稱為「中華台北」。由此過程來看，「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雖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國際活動的首選，但卻是國際社會、兩岸之間折衝樽俎獲致共識的結果。在此突破之後，台灣遂得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或重返國際組織、國際活動。以國人熟知的亞太經合會（ＡＰＥＣ）而言，該組織創立於一九八九年，兩岸都非ＡＰＥＣ創始會員體；大陸雖然反對台灣成為ＡＰＥＣ會員體，但當時美國總統布希堅持兩岸同時加入，最後以兩岸都與一九九一年主辦方南韓簽署諒解備忘錄方式，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加入。此外，台灣雖非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正式會員，但二００五年起即以「中華台北」名義成為該組織的鋼鐵委員會觀察員。馬前總統執政時期，台灣也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Ｏ）大會。由此觀之，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國際組織、國際活動。另一方面，儘管民進黨在野時抨擊台灣以「中華台北」參與ＷＨＡ是「矮化主權」；但二０一六年蔡英文執政後衛福部長林奏延在ＷＨＡ演講自稱「中華台北」，蔡總統卻說「沒有矮化」，顯然蔡總統也接受了「中華台北」的名稱。猶記二０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投，百分之五十四點八不同意以「台灣」取代「中華台北」參與東京奧運，這個公投結果能不承認嗎？

陳時中批評要求政府公開疫苗採購價格的人「居心叵測」。(中央社，資料照)新冠肺炎疫情自去年初席捲全球，民進黨政府一再自誇民主帶給人們戰勝病毒的信心；但蔡政府高喊的「超前部署」卻因「三加十一」破口而導致疫情爆發，更因疫苗採購不力無法及時防堵感染擴散，導致執政黨顏面盡失。孰料，蔡政府不僅不知自我檢討，竟反過來打壓質疑聲浪。中央防疫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日前就批評要求政府公開疫苗採購價格的人「居心叵測」，還說再講就可能破壞合約、影響合約有效性與進貨時程。此話一出，掀起軒然大波，在野黨痛批指揮中心藐視國會監督權，就連國人都深感不解，何時疫苗採購竟比軍購更不透明，連早已公開在國際市場的價格都被視為國家機密？要知道，就算簽約時真的有保密條款，至少可讓立法院以不公開方式進行審查，畢竟連主計總處都承認疫苗採購並非屬於機密預算，陳時中是在躲什麼？其次，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日前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國內正遭遇中共認知戰的干擾，並以流行於學生之間的ＰＴＴ為例，疫情討論已出現「疫苗政治化」怪象，還把批評政府的言論說成「用輿論和指揮中心的論述抗衡」、「對政府製造防疫施政壓力」，並煞有其事地把所有批評政府的聲音都歸類為與「中共對台政治宣傳」高度相符，似乎在暗示這裡有龐大的「中共同路人」。如此偏頗、結論甚至嚴重錯誤的研究報告雖說是研究員的個人心得，但很難排除是上級授意之作。這兩件事讓國人不禁感嘆，權力果然是春藥，一旦上癮了就很難鬆手。執政黨想繼續掌權的心態可被理解，因為沒有政黨不是以執政為目標，但是任何政策都應符合法治及民主常規，更何況既然自詡為民主國家，執政者更不能以防疫為藉口，推卸本應公開且與國人健康息息相關的政治責任。蔡總統應捫心自問：難道防疫就能破壞民主監督體制？在野黨要求衛福部公布疫苗採購內幕是職責所在，陳時中不該以如此難堪字眼來形容。倘若真有保密條款，按慣例立院都會以召開閉門會議的方式供立委檢驗合約內容，以昭公信，亦能杜絕悠悠之口。衛福部長既然領納稅人薪水，就沒有權力拒絕在野黨的要求。還是陳時中自認民意支持度高，就不把在野黨放在眼裡？其次，國防院的研究報告更暴露了民進黨汲汲於權勢的真面目。眾所皆知，ＰＰＴ的政治屬性向來以綠營支持者居多，該報告卻指稱該網站近期有關疫情的討論疑似為中共帶風向，難道是想暗示這群網民都遭對岸收買？如此背離事實的報告，很難不令人質疑其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從我國的疫苗採購過程就可看出民進黨的荒腔走板，以及政府官員對責任政治的輕蔑。國人不解的是，民進黨一再聲稱對外採購屢遭中共干擾，卻以疫苗短缺為由拖延國內民間團體採購時程，豈不自相矛盾？更甚者，當鴻海及台積電與代理ＢＮＴ疫苗的上海復星成功簽約後，竟傳出郭台銘向總統府保證不會參選總統的消息。難道這是政府放行民間採購疫苗的交換條件？這種政治操作是號稱民主的政府與政黨所應為？二０一六年以來民進黨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箝制反對炒作仇中激情的異議之聲；現在面對防疫破口，政府辯護言行更明顯違反民主政治。國人不禁要問：民主還是台灣的最高價值嗎？

台灣目前疫苗覆蓋率雖然號稱已逾26%，但施打率跟周遭國家相比仍然遠遠瞠乎其後。(本報資料照)正當全球疫情風險持續升高之際，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宣布，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九日疫情警戒從三級降為二級，調降原因是國內整體個案數減少，不明感染源確診者持續一周低於十例，但因很多國家疫苗施打率已達一定程度，解封、放寬管制之後仍出現疫情，所以整體管制緩步進行，雖然宣布降級，仍將滾動式調整。表面看來，這次二級警戒強化措施，既有相當程度的開放，又保留部分必要的限制，似乎是面面俱到。然而，外界的反應為什麼不如政府預期？首先，整體個案與不明感染源減少縱為事實，但現在有多少潛在病患還未查出？有多少確診案例被隱匿？外界就高度懷疑。舉例來說，台灣本地篩檢陰性而出境發現確診者，目前已有數十例，證明台灣的篩檢並不可靠；台大前感染科醫師林氏璧就指出，台灣早期無症狀感染者比例僅百分之五，但因當初偏向出現症狀才採檢，因此數據恐被低估，保守估計無症狀感染者約三成；陳時中也坦承「確診黑數各國多少都有」。換言之，縱使官方公布疫情相關數據有好轉跡象，但是否真的達到解封條件？令人懷疑。同時，如果疫情真已到解封地步，為什麼不乾脆落實二級警戒，卻還要保留多項限制？其次，台灣目前疫苗覆蓋率雖然號稱已逾百分之二十六，但施打率跟周遭國家相比，仍然遠遠瞠乎其後，距離群體免疫的標準，更差了十萬八千里。再者，Delta變種病毒在一百多個國家快速蔓延，正是全球這一波新疫情不斷擴大的最主要原因。台灣已發現多起感染Delta病毒的案例，雖然目前好像還不太嚴重，但感染源頭究竟在哪裡？至今並未查出，未來會不會擴散？也沒有人能夠確定。就事論事，最近半年來，因為疫情暫時好轉而放寬管制或解封的國家，幾乎都受到慘痛教訓。以全球接種疫苗速度最快的以色列為例，六月中旬解封後，疫情又死灰復燃，最近不得不重新要求，所有超過一百人以上的婚禮或室內集會，參加者都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或有效病毒陰性檢測結果。英國亦復如此，本月十九日起英國取消已經實施長達四百八十三天的疫情防控限制，但先前有超過四千名科學家、醫護和專業人士認為這是「危險而不道德的實驗」，並且在網路上呼籲暫停解封計畫。這說明在疫情沒有真正有效控制前放寬管制，無異是具有高度風險的豪賭。此外，台灣這次警戒降級並不是真從三級降為二級，而是介於三級和二級之間的「二級加強版」，比起先前的「微解封」，有些地方反而更嚴。例如原本二級，開放室內一百人，室外五百人；這次緊縮為室內五十人，室外一百人，超過人數需提計畫審核；又如「微解封」可容許室內一百人看電影，宗教場所最多九十九人，現在改為室內限五十人，標準究竟何在？政府不是說疫情趨緩嗎？為什麼規定反而從嚴？更重要的是，這次警戒降級公布之後，地方政府並未與中央政府同調，例如餐飲開放內用，宣布之後的第一時間台北市與新北市都決定「觀察一周再說」；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仍要評估再決定，只有桃園市照辦，其他縣市則意見分歧。中央政府為何不真正降為二級的警戒措施？地方與中央為何不同調？莫非關鍵在於誰都不敢負起開放後萬一疫情又再升高的責任？

2021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合作論壇以視訊會議進行。(取自美國在台協會網站)烏凌翔不知吳釗燮是否很羨慕王美花？歐洲經貿辦事處、美國在台協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三個外國駐台外交單位主管都聯袂出鏡，與我們的經濟部長同框，而外交部長卻無法在此一「國際場合」露臉－雖然只是一場大家只能在螢幕上看著彼此一張臉互動之線上會議。當然，一看主題也知個中緣由：「2021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合作論壇」。又是一次台灣科技產業實力受到歐美日「眷顧」形成的「召喚」。確實值得台灣人驕傲，但也要警惕，因為可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台灣哪一項科技實力能驚動先進西方國家，尤其能讓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即將卸任前仍賣力演出？答案是半導體的產品－小小的晶片。何以見得？美國白宮6月8日公佈了美國檢討關鍵產品供應鏈風險的第一階段報告，其中四大項目：電池、稀土、醫藥都與台灣無關，只有半導體的章節提到台灣八十多次！全球半導體產業上得了檯面的玩家只有六個：美、歐、中、日、韓、台。美國要脫鉤的對象就是中國大陸，前述會議當然不會讓「紅色供應鏈」來亂，那麼，六大門派只有韓國沒有現身這次在台舉行的線上趴囉？為什麼？韓國外交部沒在台派駐單位嗎？非也，「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就隱身在台北世貿大樓15樓。我們很小人之心的揣測，阿里郎是無意跟台灣在半導體產業合作，所以不出席，其邏輯也很單純，同行是冤家嘛。韓國半導體的領導廠商是三星，三星先進製程落後台積電，正拚命追趕，全球皆知。他們跟台積電競爭的客戶是同的一批美國無晶圓廠（Fabless）的晶片設計公司：蘋果（Apple）、高通（Qualcomm）、超微（AMD）、輝達（NVIDIA）…當然，站在台積電的立場，也沒有跟高麗棒子合作的必要。正在重組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山姆大叔默許韓國缺席，其背後邏輯就沒那麼晶瑩剔透了。國際關係體系論之「戰略三角理論」中的三方關係有4種型態，其中一種叫「羅曼蒂克」，筆者私下都稱它為「齊人之福」，譬如三方稱為 A、K、T好了，A與另兩方K、T都交好，而K、T彼此敵對，此時A的地位稱為「樞紐」；K、T因為交惡，都有拉攏A以壯大自己的誘因，而A也有促成K、T維持競爭的動機，因為這樣它才能繼續挑撥K、T，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當然，要扮演樞紐的角色，也要有相當的實力，並非毋需付出代價。如果K、T是韓國與台灣，美國就是A，前述那一大幫美國客戶，構成了廣大的晶片代工市場，再加上軍、政、金融實力，A確實夠格扮演樞紐。但是A有沒有這個動機呢？。有，就是一面「國家安全」的大旗。A希望能在境內建立自給自足的晶片供應鏈，偏偏旗下英特爾（Intel）與格羅方德（Global Foundries），技術落後K與T旗下的三星與台積電，產能更是大大依賴T。於是，A就有了「促成」K與T旗下三星與台積電赴A境內設廠的動機：「都來吧！」K與T的應對態度如何呢？韓國雖號稱民主國家，經濟發展大戰略卻與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接近，政府支持大財團，大財團配合政府。譬如韓國大統領文在寅五月赴美晉見拜登，四大財團隨同，其中三星的伴手禮就是在美國設晶圓廠。所以，我們把戰略三角中的K看成三星來分析也沒大問題。然而，把台積電與T看成一體卻有些困難。台積電創立時接受行政院開發基金投資可是1986年的事了，近年台積電的股東成份外資佔了近八成，在美、中科技戰開打之前，台積電也儘量不涉足政治，即使張忠謀曾幾次代表台灣參加APEC，也很低調。換言之，台積電不但無法從台灣政府獲得庇蔭，反而可能還要承接A對T施壓後轉價來的壓力。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回買疫苗，應該也讓台積電深刻補了一堂國際政治課？回到主題，若不挑剔T代表台灣或台積電，結論是：讓韓國與台灣、或三星與台積電保持競爭，對美國最有利，甚至讓K與T競爭的越激烈，A越樂見其成。譬如，連5奈米量產都還有困難的三星，竟然喊出要在美國設3奈米廠！這就是戰略三角中的K在向樞紐示好了，也是坊間猜測台積電赴亞利桑那設12吋晶圓廠「只獻上」5奈米技術，可能「不夠份量」的緣由。本文首的線上會議在會前就發出共同新聞稿，結尾寫到：「透過主辦此活動，主辦單位展現了為科技產業供應鏈所有參與者，共同努力合作的意志」。共同努力合作的意志？是在誰的意志驅動之下展現的「被動意志」吧？（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今年夏天供電是一大挑戰。(中央社，資料照)■彭蕙仙核二廠一號機組在今年七月二日凌晨一時十七分完成降載解聯，結束了為期四十年的役期，較原訂運轉執照到期日一一０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提前了六個月。核二廠一號機組的年發電約為八十億度、發電占比為百分之二點六，停機後對國內供電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值得關切。台電表示，核二廠一號機停機後應不至於有缺電的問題，因為幾個進行歲修的大型機組，包括協和電廠四號機、林口電廠三號機、興達電廠燃氣二號機等重要機組已陸續回歸供電團隊；此外，大林電廠六號機、大潭電廠六號機等機組也將加入供電。另一方面，民營的嘉惠電廠五十萬瓩新機組現已發電、接受調度。而包括太陽光電、離岸風電等再生能源也持續建置併網，例如台糖七股的一百八十一ＭＷ（ＭＷ為百萬瓦特）光電已併網，台電的離岸一期風場也可望於七月中下旬併聯發電。台電還指出，再加上需量反應、與民間合作的汽電共生等相關輔助服務持續精進，也有助於供電。然而，前述協和發電廠是全台唯一使用重油做為燃料的火力發電廠，碳排問題嚴重，而改燃氣機組的計畫則還沒有取得地方共識，台電列入供電來源並不適當。雖然太陽光電在正午時分有三百五十萬瓩的發電量，是有助於紓解午間用電需求，但是在下午五至七時這個第二用電尖峰時段，太陽光電則幾無助益。別忘了，根據經濟部的說法，今年五月份的兩次大停電，「太陽光電上不來」正是原因之一。此外，離岸風電則有進度嚴重落後的問題，台電的離岸一期風場未必能及時上線；就算真如台電所言，七月底併聯，一百零九點二ＭＷ的裝置容量，也僅約為核二廠一號機的十分之一左右。同樣的，民營嘉惠電廠即使能上場救援，裝置容量即使滿載也只有核二廠一號機的一半；再說嘉惠電廠二期因遭到投訴尚未取得電廠執照發電，目前僅能試運轉。第三點值得注意的是，嘉惠電廠為燃氣機組，天然氣能否如期如實進口，存在變數；況且台電購買民營電廠的發電成本平均高出自身發電成本兩成，台電虧損累累實在應該少用民間廠的發電量。在台電的解決方案中提到「需量競價」，那更是一個錢坑。「需量競價」是指用電戶在尖峰高載時間減少用電量，把省下的電賣回給台電，過去是在每年的六月至九月夏季用電尖峰時才需要實施這個措施，但今年三月就開始實施了，可見缺電的窘境確實存在。台電以平均電價每度二至三元賣電給家戶，而在需量競價機制下，卻以每度電最高十至十二元的代價買回，對台電來說實在是太不划算了。需量競價非常昂貴且實施對象只有少數用電戶，難免予人圖利財團的聯想，須在非常緊急、不得已的情況下實施，不應成為常態，然而，缺電不但影響民生、工業，也會是政治危機，在高層的壓力下，台電恐怕不但是不得不為，且越用越頻繁。核二廠號機停機後，七月五日的尖峰負載出現在下午四時十一分，備轉容量率僅約百分之六點零七，供電燈號顯示為黃燈，由此可以預測，若是今年尖峰用電在七、八月再創新高，台電根本就撐不住。核二廠一號機提前停機後，在無大型基載機組新增救援的情況下，勢必會在今年夏天對供電造成挑戰、甚至危機，蔡政府準備好要如何應付了嗎？（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高端新冠肺炎疫苗圖利疑雲，國民黨前往台北地檢署按鈴申告。(取自國民黨網站)衛福部十七日核准國產高端新冠肺炎疫苗「緊急使用授權」（ＥＵＡ），連日來引發諸多質疑，爭議的問題從政府是否圖利高端、審查高端取得ＥＵＡ的審查過程、保護效力足不足夠，到年輕族群擔心成為「白老鼠」，近日幾乎每天都可在媒體上看到正反兩面攻防。持平而論，國人都支持研發、使用國產疫苗，但政府也應針對各項疑慮說明清楚，以免防疫工作治絲益棼。早在五月中旬疫情大爆發之前，政府及民進黨對於疫苗準備工作的說詞即已屢遭質疑，而且事後也證明其中若干說詞遲未兌現或是過於托大。即便如此，政府及民進黨似乎依舊無意讓民眾知道疫苗準備工作的真實情形。例如，十四日衛福部長陳時中、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劉世芳都直接或間接地表示台灣疫苗已經足夠；但十七日出席亞太經合會（ＡＰＥＣ）的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卻又公開指出台灣需要取得更多疫苗。張忠謀連續四年代表蔡總統出席ＡＰＥＣ非正式領袖會議，以其德高望重的社會形象，絕無必要無的放矢、打臉政府，因此許多民眾不免懷疑陳時中、羅秉成、劉世芳等人的說詞是否報喜不報憂？再回到高端新冠疫苗的諸多爭議，以其股價大起大落而言，早引起社會側目，甚至有政府護航圖利、內線交易之說，儘管蔡總統澄清「相關政務人員都沒有炒股問題」，但並未盡釋眾疑，仍有立委要求金管會調查是否有禿鷹炒股。高端是否真在黑箱中炒股尚待檢調調查，但高端取得ＥＵＡ的審查程序，卻又儼然是另一個大黑箱。首先，美國食品藥物署（ＦＤＡ）審核ＥＵＡ的會議資料、全程錄影統統公開；但是，食藥署長吳秀梅稱高端ＥＵＡ審查會沒有全程錄影，高端疫苗國際事務處長連加恩卻說「應有錄影」，民眾該相信誰？審查委員更換問題已引起風風雨雨，如今名單採「去識別化」方式公布，而衛福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ＡＣＩＰ）召集人李秉穎卻表示，ＡＣＩＰ很多委員都參加或主持高端、國光、聯亞等國產疫苗臨床試驗，這豈不令人擔心球員兼裁判的問題？民眾對高端、甚至國產新冠疫苗的信任度豈能不打上折扣？再說會議紀錄公布的問題，雖然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未來會讓大家看到」，但陳時中卻說只會公布部分資料。由於造成疫情破口的「三加十一」竟然沒有會議紀錄，早已折損了政府威信，未來公布的高端ＥＵＡ會議紀錄會不會又將政府威信越折越低？民眾也只能無奈的等著看！當然，保護力如何仍是疫苗的重中之重，但至今高端疫苗的保護力仍讓醫療專家持保留態度，台大醫院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即表示，「還沒有進行三期人體試驗，保護效力不得而知」。也由於高端疫苗的保護力仍待驗證，因此能否獲得國際認證仍然存在重大變數；換句話說，如果國人施打了未經國際認證的新冠肺炎疫苗，會不會無法取得其他國家認可的疫苗護照，而必須接受其他國家規定的檢疫、甚至隔離程序？這些問題也絕對會影響台灣民眾的施打意願。就在這些爭議未解之際，許多年輕人根據政府公布的疫苗施打排序，已擔心起自己會被排擠到「喜迎高端」，這種疑慮又豈是政府所樂見？質言之，只要民眾對高端的疑慮沒有得到可接受的答案，就算打了高端也不會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