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書院石匾
蓬壺書院文、攝影/蕭文
放置在街角的石匾,巷弄中的陳舊的門與紅牆,那是歷史的一角,稍來歷史的踅音。
唐玄宗為了傳授知識,於七一八年,唐開元六年,在洛陽設立麗正脩書院,是最早的書院。台灣承襲中國的傳統,清朝取得台灣的統治權後,陸續設立書院以教化百姓。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靖海侯施琅在府城設立西定坊書院,是台灣最早的書院。這所書院現在已了無痕跡,文獻上對這所書院的著墨有限,難以瞭解這所書院的情況。
二十多年後,知府衛台揆在東安坊,台灣府署東側,設立崇文書院。今年上半年,我在台灣歷史博物館看到一份崇文書院的考試卷,那張殘破的考卷印有紅色邊框,毛筆正楷書寫,第一行寫著「親親而仁民」,右下方有一個紅色的「崇文書院」印記。這所書院的位置約在現在的萬昌街,我站在萬昌街邊,但見一棟棟樓房矗立在那兒,在時代巨輪的碾壓下,這所書院澈底消失了,幸好留下一塊石匾放在鄭成功文物館。
一七二零年,康熙五十九年,臺廈道梁文煊在寧南坊學宮西邊,現在的孔廟西側,忠義國小校內靠府前路部分興建海東書院,日本殖民時期台南一位詩人,南社社員黃拱五的詩《過大成坊》中的「海東書院畔學宮鄰」,點出這個書院的位置在孔廟西側,約現在忠義國小的位置。該書院規模相當大,有四十八間廂房,現在已無跡可尋。曾出任過海東書院山長的施瓊芳,葬在南山公墓,從他的墓遙望台南,已找不到這間書院。早年的書院遠離塵囂,設立在寧靜的山林中,所以書院的主講人稱山長,相當於現在的校長。
那天下午,我騎著腳踏車穿梭在府前路一段的巷弄中,有些巷道不及一個車身寬度,一條巷道的一側突然寬闊,有一棟朱紅色的二樓獨棟建築矗立在那兒,屋簷下的牆上,百底藍字寫著「奎樓書院」四個大字,這棟建築並非原建築,建築物前的石階旁有一塊長方形的花崗石,寫著「奎樓書院」四個大字,它靜靜地趴在一旁,顯得不太搭調,但,這是歷史的踅音,讓你傾聽。原本的奎樓書院在中正路,日本殖民時期的都市計畫拆除,府城富商黃欣等人集資,購下文昌祠,將奎樓書院遷移到這裡,但是,這裡不曾做過書院,只是寄存這塊石匾,這塊石匾朝南,遙望南山公墓的黃欣墓。
清光緒年間,臺灣府台灣縣知縣沈受謙在赤崁樓旁興建一間書院,他將位於寧南坊呂祖廟(現在的開山路)附近的引心書院遷移到這裡,命名為「蓬壺書院」,並手書「蓬壺書院」四個字掛在門楣上,此時為一八八六年,外國傳教士已在府城東面興辦台南神學校與長老教中學,西式教育剛起步,形成東西教育制度並存的局面。現在蓬壺書院的內部建築已傾頹,不見蹤影,留下一片紅磚牆,兩端翹起的燕子尾屋頂,一扇老舊的木頭門,以及門楣上的「蓬壺書院」匾,沈受謙沒想到一百多年後,他的手跡還留在這個海島上,可以讓後人看到;它面對的是赤崁街,這是一條單行道,我走在這條路上,人車不多,相當寧靜,它似乎知道,它的黃金歲月一去不復返,無須追尋與緬懷,這樣的寧靜又有甚麼不好!
二十世紀初葉,海東書院成為台南神社的外苑,以後成為國民學校;奎樓書院由於拓寬道路而退出書院的舞台;只有蓬壺書院的門與磚牆仍存在。在西方教育制度的衝擊下,中式教育制度逐漸被取代,而從社會上消失。崇文書院與奎樓書院的石匾,以及蓬壺書院的殘餘門與牆,悄悄捎來歷史的踅音,這個聲音是如此的微弱,誰會注意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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