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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副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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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慈
李易從小就愛自由。中學的時候,他發現他的掃除工作是假的,既沒有人監督,掃跟不掃也沒有差別,整間學校是校工在打掃的,可是全校的學生分成兩部分,一半還是在掃除時間認真打掃,另一半則在掃除時間無所事事。
他沒有辦法那麼自律,如果掃除工作根本是一種假意的分派,而掃樹下落葉又是一個那麼無謂的,掃不完的工作。
從此以後他就很能夠拿捏人生自由的限度,他總是知道還有一些限度的自由藏在哪裡,比起健康、安全、幸福,李易最先看到的就是自由。
李易在大學的一個通識課的報告寫的是張國榮的一生,張國榮在2003年4月1日從文華酒店一躍而下,遺言是Depression!……我此生未做壞事,為何如此?
李易的家庭有富足的自由本錢,他的父親做著一個有頭銜的工作,除非是實踐理想,不然李父沒有拘束。這樣的環境很容易也讓李易對自由生活的想像超乎常人,李易是工業設計科系畢業,從大學就交換學生到歐洲半年,設計之路走的也十分順遂,還有多面的才華,李父給他的人生是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路,只要在別的路途上能夠成功,隨時放棄設計也沒有關係。
人生的福報是自由程度大比拚,如果一個人一生想要追求的,他都有嘗試的門票,那麼這種自由的追求也會沒有限制。張國榮在告別歌壇之後,又以〈霸王別姬〉、〈春光乍洩〉等片遊走在影壇的高峰,連年不墜,這使得想追求新自由的他轉向了去青島籌拍一部自己創作的電影。這部電影後來瀕臨崩潰,而張國榮開始了焦慮與睡眠的問題。
李易住的大樓有一個年齡層相仿的總幹事,總幹事坐在住戶大樓一樓的位置,和住戶都很熟。李易剛搬進大樓,就因為租機械車位的問題和總幹事結識了,後來有很多事情也都麻煩他。畢竟李易事忙,有管理的大樓真的是不錯,代收很多郵件包裹。
李易常叼根菸,和總幹事在樓下花園閒談。總幹事只休週末,但是只要住戶有事也常在休假趕來,總幹事也還在人生有夢的年齡,經常幻想另外一種人生。也許是從李易那裏得來的一種幻想病,總幹事開始變得沒有那麼積極,可是橫在兩人中間的那種條件差別無疑是條鴻溝,總幹事說,其實他也是一個小有詩才的人,他覺得自己也許是個被埋沒的詩人。整棟大樓,也只有李易能跟他聊聊巴布‧狄倫。
可是眼界總是非常的不匹配,因為李易去過的那些國家,那麼多不同的文化,各國的年輕人的交流,和總幹事兩點一線的生活方式是那麼不同。就算是管委會主委那樣的身家與做派,還是跟李易相差很大的。總幹事心想,能夠和李易站在一個水平的視野,或許是主委的子女才有那樣的命。所以是只富一代還不可能辦到的。
總幹事想,李易可以說就不像現實生活中會走出來的人,那種幾米繪畫裡一樣長度的圍巾,搭著韓劇的羊毛大衣。
如果重來一次,張國榮沒有手抖和不安的毛病,4月1日不再只停在那個時刻,如果,就像李易從小到大的同鄉朋友,一個美國電影系畢業的導演。李易的導演朋友,從小家境的相仿、生活模式的相仿,乃至於人生追求的相仿,兩個人是賈寶玉和甄寶玉,鏡相走出來的兩個人,卻不知道哪一個會願意變成祿蠹,哪一個會決然求去?
兩個自由度滿表的年輕人定期相聚,因為疫情都卡在一種不上不下的人生中,下酒的潛意識就有一種真正的比拚和惺惺相惜,都有一些不太願意承認的煩惱,但是又像是自己的一面鏡子,永遠在對方身上看到多一層的自己,因而希望能夠長期為伴。
一個從小就等距的,互相都是近交而非常親近熟悉的那種存在。這樣的朋友一但不等距了,就會互相疏遠,如果永遠都保持著等距的關係,卻可以維持很久。
記得上一次跟這個朋友會面,也大概是一年以前了。那個時候導演拿完一個小獎,是事業不錯的起步,卻沒有再順利發揮,而是在那種沉潛期中慢慢蛻變,風格從耽美簡單的短片,變得不得不向寫實長片邁進才能成長。而李易看透業內的運轉邏輯,發現投資者才是工業設計裡賺最多的人,而不是爆紅的創作者。所以他覺得只要慧眼識人,就可以不用十年寒窗。當時的兩個人都沒有被現實問題磨太多,兩個人都覺得自己充滿希望。
而一年過了,兩個人的近況都沒有太大的改變,那種泡沫一樣的希望感冷卻了。導演的家庭覺得資助只到培養能力,他確定還是只能朝輔導金或是獎助計畫努力。而李易的父親本身就是商業頭腦很強,他並不認同李易那種天真而散漫的計畫。
而歲月裡漫長的等待像是河流磨著小小的鵝卵石,那些等待而不是一飛衝天的成功,像是老天爺充滿垂憐的一種延遲。
據說,過於自由的感覺和不安全感非常的接近。因為如此,所以每個不熟悉老師的學生都會試著在教室裡製造一些不乖的行為,為的是測試老師的底線。如果學生們不知道老師的底線在哪裡,往往會覺得災難有可能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