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良善,也有慈悲之心,這在歷次的國內災難及國際事件都表現出來。圖為101大樓點燈祝禱。(中央社,資料照)
王冠斌
不過是要返鄉,原以為最安全的交通工具—火車,卻成為每一個受難家屬最恨的一個交通工具。也許有人說,不要苛責台鐵、交通部、政府,要怪的是包商…,但重點是這有意義嗎?這對於家屬而言,心中除了怨,更多的恨,恨不能救他的心肝寶貝,怨為什麼發生在自已的身上,大家的捐款、集氣、祝念,只會稀釋這個結構性的慣性錯誤,但不能避免,後續再發生的問題。
筆者經常坐客運上台北,有時候行程趕不及會坐高鐵,我其實都因為對於我國交通工程的施作、組織結構、積習已久的陋習,早已死了這條心,只會用賭的心情來搭運輸工具,儘量找比較好的交通工具、時段、座位來作最壞狀況發生時的求生可能,剩下的,真的只能靠運氣。但對於不了解交通業的惡習、文化及對於交通工程的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他們相信我們的政府。這對於受難的家屬,如何接受。
一、失權與失衡的政府採購機制
這段時間,我們一直檢討我們的政府採購機制,但這些制度的作法,除了不斷的被破壞,也一直被迴避,比如,明知公開招標金額,應如何避免公開招標,如何作技術性的招標,便不容易被檢討。但這些,只有在行內的人才懂的作法,永遠都是魔鬼的細節,也永遠不被檢討,比如:
1.限制投標年限:違反政府採購企業,或重大工安之企業,應處以3年或5年等不得再投標,且其關係企業亦同,這對於重視工程安全的企業,便成為一個重要的指標。
2.莫名其妙的投標資格:常見不具該投標資格之業者,仍然在政府標案時居然能得標,常讓人常感莫名,但未見政府正視。
3.計畫性的標案還是應付式的標案:我國因為政黨屬性、政治文化、預算排擠、學術計畫、立法院或民代要求等原因,而作非連續性的標案招標,這對於開案的資格、執行、資格、檢核、驗收及後續追蹤等,便顯得支離破碎,也不是非這行業的人才懂的問題。
二、技術官僚與官僚技術的官場文化
交通工程與運輸工程,本是一個具高度科學、技術、人文及對於生命高度關注的一門學問,究其原因,在於其所有的每一個起心動念,都在在影響每個人的一次機會,就是生命的存續及家庭的圓滿。但這一門科學,在我國政府文化下,專門技術人員,已不容易被尊重,從目前的核四議題、新冠疫苗注射、高鐵地下水層及目前缺水要農民休耕救科技業等等,都可以看到原來的技術者,因為從事行政官,反而用官僚身分「欺負」技術工作者,這對於文官體制除了是一個傷害外,也漸漸的傷害下一個人及家庭。
筆者從事車禍鑑定工作也十多年,對於現行鑑定機制至司法制度,更是感觸萬千,倒也不是對於鑑定機制的失望,而是對於交通事故除了輕者財產損失外,最可怕的是家庭破碎下的真理追尋的煎難。
三、姑息且鄉愿社會文化
上一次普悠瑪事故時,我和受難者都是從韓國回台,而我是飛往高雄,他們是飛台北,那時我們回溫暖的家,但有人卻回不了家;今天,我們一家去台北,但又碰到這交通事故,本是無關,但感慨萬千。只是說,如同家屬在總統面前說,每次都說會檢討,給個交待,但結果只能用金錢來證明檢討的態度。只是,家屬看這錢,能得到未來心中的平撫嗎?相信是不可能的。
台灣一直充斥著「原諒但不追究真相」的習慣,這十年來,台灣發生地震、淹水、重大食安、工安、虐童、性侵、違禁品等,但並看不到社會更進步的力量,只剩下的是姑息。
四、本未倒置的協力單位
每次看到義消、義警、志工等,看著他們滿懷熱情且受人敬佩的義行,除了感激外,但這為數眾多的人,每個人背後更是一個家庭;只是,我們國家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看到多少預算的浪費、人力的浮濫、公開活動的浪費,心中對於預算有限而人力受限這理由,實在讓人無法理解。如果現行體制,有那麼多的人力需求,何不編制、給予訓練、給予裝備、給予家庭的協助等,這也讓從事危險性的工作者,給予最佳的體制協助,而非讓更多的義工、義消、義警等來作更多的工作協助。
五、省思代議制度對生活的影響
我國長期以來,少了理性,多了立場,用慣了立場,無法討論是非對錯,但這也不是一個短期的現象,而是長期以來的選民素養,也就是常有人說的,這立法委員、議員及民意代表,都是選民造成的一個權力移轉,現在卻反應在生活中的所有百姓。
此時,我們應多、更消楚的監督我們所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既然選的是議員,其本質就是服務在地選民,而非討論國家議題與非當地選民的議題;國會議員,也同此原則。
台灣人良善,也有慈悲之心,這在歷次的國內災難及國際事件,我們的表現,相信比自許文明的國家,更展現出對人文的關懷;但這能量不該讓代議制度只能在下一個重大事故發生時,才又不斷的檢討。沒有人希望,重大事故是發生在眼前的任何人。
(作者為獨任勞資調解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