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
我所有閱讀過的書,最後都會捐贈給政治大學台文所圖書室。那裡是我記憶的歸宿,也是我日常生活存檔的地方。每次收到贈書,或是我購買的新書,都會在扉頁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並且押上日期。這樣我就可以提醒自己,什麼時候與新書的第一次相遇。這是我的習慣,只有知道日期後,我可以重建最初翻閱新書時的某些感覺。如果說這是歷史研究者的脾性,也應該可以接受。對於時間的敏感,對於記憶的珍惜,從我大學時代就慢慢養成。在閱讀上,我是雜食主義者。在藏書的行列裡,並非只有文學與歷史的專書,也會有許多涉及社會學、政治學、文化理論的書籍。英文有一句庸俗的話:You are what you eat. 最淺白的翻譯是,你吃什麼,你就長成什麼。從我藏書的內容,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這輩子我會長成這個樣子。我的思維方式與書寫途徑,無疑就是一本書一本書累積起來。透過閱讀,我可以窺見社會的一角,也可以察覺時代的一抹。閱讀帶著我走出孤獨的研究室,也帶著我走入這個社會的活動。
如果二十歲是青春期,四十歲是中年期,那麼進入六十歲後,我便開始迎接晚秋的季節。對我的生命而言,晚秋是一個隱喻,似乎暗藏著一個成熟穩定的魂魄。這是慢慢傾斜的季節,生命走到這個階段,時間就越來越傾斜。在斜坡上的滑動,速度遠遠超過從前的任何一個時期。從前在青春時期,是一個爬坡的階段。有時覺得時間的峰頂是何等陡峭,幾乎高不可攀。到達晚秋時,我不僅可以向下俯望,也可以向四周瞭望。那樣開闊的風景,絕對是從前所無法企及。快要到達峰頂時,心情也逐漸調整為透明而清晰。在閱讀上,慢慢擺脫過去那種偏食與挑食的習性,而開始養成雜食的脾性。因為懂得放開,或者放下,這十餘年來更加可以接受並置或參差的閱讀方式。
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夜讀。很多人都說,老年人是早睡早起,我還是維持著研究生以來的晚睡晚起。我的工作時間是下午十二點以後,到半夜十二點以後。中間無需午睡或假寐,可以擁有書寫與閱讀的完整時刻。老人不是一天造成的,夜讀其實也不是。我的身體自然有一種規律的流動,就像潮汐升降那樣,我也是屬於天體活動的一環。當我的前輩與朋輩逐漸停止筆耕之際,我自然而然會把眼光投向年輕世代。我是典型的現代主義者,相當熟悉文字的鍛鑄與濃縮。至少有二十餘年的時間,相當樂於穿梭在精緻的詩行或精煉的散文,以及精製的小說作品。對於文字所釋放出來的魅力,有時在深夜時刻我也會產生悸動。尤其在現代詩行中間,相當訝異於詩人在行與行之間的銜接藝術。現代小說所帶給我的吸引力,或許不會讓我驚聲尖叫,但也有拍案叫絕的時刻。這樣的閱讀,使我的生命增加了質感,也使我的情緒變得特別敏銳。
當我開始翻開年輕作者的詩或小說,已經可以清楚察覺,我對現代主義的鄉愁逐漸淡化。於我而言,在我閱讀的定義裡,一九八○年代崛起的作家就是屬於新世代。尤其是見證女性作家大量出現於文壇時,我在內心告訴自己,現代主義的輝煌時期就要變成過去。迎面而來是一個鬆綁的時代,最能清楚感受的是,家國議題不再是那麼嚴重。代之而起的,無疑是性別與族群的關切。余光中、白先勇的國仇家恨已經變成過去式,在斤斤計較的文字營造之際,總會注入濃烈的鄉愁。當我開始接觸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時,一個全新時代已經巍然誕生。這種微妙的變化,正好為戰後文學史發展做了精確的詮釋。
我是一個晚歸的流亡者,終於踏上海島的土地時,新興的都市都紛紛誕生。我所熟悉的六○年代、七○年代城市,都已經歸檔在記憶深處。晚期資本主義終於改造了台灣的文化面貌,相應於這樣的變化,讀書市場也產生重大的變革。一九九二年回到台北定居時,才慢慢去熟悉新興的作者群。張大春、平路、朱天文、朱天心、林燿德、楊照的作品羅列在眼前時,才終於強烈感覺我遲到了。我是屬於受政治干涉的一代,但是在這些陌生作家的小說裡,他們竟是干涉政治的一代。這樣的翻轉,也對我的閱讀習慣造成極大挑戰。他們是屬於一九五○或一九六○年代出生的作家,僅僅相距十年或二十年,文字與美感的落差竟有如此。
投入新世代作品的密集閱讀,正好顯示我的時間焦慮感。彷彿被他們遠遠拋在後面,不免有著前生今世的反差。我願意持續閱讀下去,其實是在追趕我來不及參與的時代。必須要回到學界之後,我才能夠以比較從容的心情,重新閱讀年輕世代的作品。面對那樣龐大的年輕作家群,我更加可以感覺時間消逝的速度,也更加可以體會文字技巧的表現更為豐富。必須回到台灣十年之後,我才真正趕上了曾經失去的年代。伴隨著文學史的撰寫,也伴隨著公民運動的參與,我才真正感覺自己的生命有了寄託。這種感覺非常緩慢,我逐漸消化台灣,也被台灣消化。通過這樣的互動,我的生命才有紮根的感覺。其中最重要的關鍵,便是透過閱讀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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