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坂幸太郎/著 鄭曉蘭/譯國高中的回憶，不論好壞，大概因為有很多都是思春期特有的羞愧往事，所以伴隨著實際體驗。不過，只要想到小學的事情，總是模模糊糊的。儘管小學六年級那幾個月的事也是重要的記憶，如果嘗試回想，感覺就會像在閱讀某個地方的其他人的冒險奇談。那一段一段斷片式的場景，會逕自隨著回憶冒出來、逐一排列下去。陡然浮現的是上課面對桌子在考數學的自己。坐在桌前，面對考卷，拚命壓抑激烈心跳的我。成績或運動全都普普通通，在班上並非醒目的存在，也不是被疏遠的存在，當時的我就是這樣的孩子。……導師久留米──希望大家從直呼名諱這點，體察到我對這個導師的感覺──最後總會留下兩道難題，所以很難完全答對。除此之外的題目，憑我的腦袋也能解開。接下來，就只等久留米說：「好了，到此為止。從後面把考卷傳上來。」依循往例是要這樣做沒錯，但當時的情況不同。我的左手握著一團小紙片，那是右邊座位的安齋傳過來的。紙條上寫著數字，那是安齋寫的小字，每個問題都以逗點區隔，寫著考試答案。「我會把那張紙條傳給加賀，加賀再傳給隔壁的草壁喔。」安齋之前這麼指示我。冷靜！內心每次這麼高喊時，心臟就背道而馳地強烈鼓動。要是被久留米發現的話怎麼辦？說到底，小學生的時候，老師就是絕對正確的存在。……更何況，久留米擁有獨特的威嚴。不僅體格好，五官也像演員一樣端正，牙齒又整齊。那時候的久留米，應該三十五歲以上不到四十，比我的父親還要年輕。儘管如此，對我而言的他，仍擁有比父親年長許多、嚴格許多的恐怖父親形象。久留米從五年級開始是第二年擔任我們的導師，每次被他喊到名字還是一樣緊張。不只是我，班上所有孩子的身上似乎有某一部分持續萎糜不振。就是這種感覺。事前明明跟安齋他們演練過了，我想。不，事實上，我當時可能甚至沒有多餘心力想這些。心跳聲充塞整個腦袋。佐久間舉起手。她是全班最高的女生，眼睛大大的，不能諱言就是個美女，換句話說是全校最受注目的那種類型。父親是著名電信公司董事，偶爾也會在電視上露臉，對於區域經濟貢獻良多；她的母親則熱心投入教育，是常對學校做法下指導棋的人物。基於以上種種種理由，校方也對佐久間另眼相待。「老師，」佐久間以明確的聲音說。「怎麼了？」「這裡的影印，看起來很吃力。」一切按照計畫進行，她下定決心了。那個佐久間是不顧風險，想掩護「作弊戰爭」。既然如此，我不做怎麼行呢。就在久留米走到佐久間身邊，彎下細長身軀注視考卷時，我悄悄伸出左手，將紙條放到草壁桌上。我的姿勢維持不變，只有左手臂靜靜移動。雖然不是大動作，總覺得非常醒目。「為了避免正式來的時候會緊張，就是要事前一直好多次、不斷地練習，練到身體可以自動動作喔。」 我按照安齋的建議，一週前開始每節下課就練習，讓手靜靜伸到隔壁草壁座位的練習。雖然整個人沉浸在完成使命的放心感，為隱藏反而變得更強烈的心跳，我的臉頓時貼近考卷。計畫當初，我提議說：「反正都要傳紙條了，把答案寫在紙上的工作，也由我來不是比較好嗎？」如果是數學考試，我也有自信能拿到一定高分，而且與其要經過安齋寫出答案然後傳紙條給我，再由我傳給草壁這兩個階段，不如由我寫出答案直接傳給草壁還比較順暢。只是安齋堅持說：「這樣不對，」還說：「分工合作比較好。而且比起草壁隔壁的加賀，隔壁隔壁的我，心情上也比較有餘欲，比較容易寫出答案。」安齋的解讀很敏銳。事實上，要我在考試時自己把答案寫在紙條上，根本強人所難。我可能會因為過度緊張、當場昏倒。至於左邊的草壁接過小抄後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我已經不記得了。總之就是因為實行作弊的罪惡意識，還有不顧危險採取行動的高昂情緒，一個人在那邊心跳不止。 ★ 我也記得到美術館那時候的事。我去了，兩次。第一次，不知道是在作弊戰爭之前，還是之後？不論如何，應該就在那段時間就是了。畢竟，那也是整個計畫的一環。「加賀來過這間美術館嗎？」安齋問。我老實回答：「我連這棟是幹嘛的都不知道。」我也不可能對繪畫有興趣，雖然知道學校附近有座形狀不可思議的龐大設施，卻從來不覺得自己會跟它有緣。當我們走進館內，我反問安齋有沒有來過。結果那聲音在廣大館內響亮迴盪，我嚇了一跳，背脊發涼。這裡的人雖然零零星星，但是好像所有人都屏住了氣息，讓人不禁懷疑是不是只要發出腳步聲天花板就會崩塌，然後會有個巨大的惡鬼探出頭來說：「找到你了呦。」接著一口把人吞掉。這裡不論是誰都害怕發生這種事情。這裡，就是寂靜到讓人會這麼想像。「有空的時候常會來看畫。」安齋這麼說。雖然也太簡單了，但我因此變得好尊敬他。我整個人手足無措，只管跟著安齋，所以也不清楚詳細狀況，不過那應該是常設展吧。我們背著書包，穿過住在當地的抽象畫家作品展覽區。「這畫，好像是當地畫家的作品耶，」安齋輕聲說。「我也不知道啊。」我提心吊膽地呢喃答道。小六的四月才剛從東北地方轉學過來的安齋還比較瞭解當地狀況，實在丟人，不過我只覺得「安齋真是個萬事通」。「據說是抽象畫很有名喔。我上次來的時候，問過學藝員姊姊，這個畫家在海外好像也有很好的評價。」對於當時的我而言，別說「抽象畫」了，就連什麼「學藝員」（註：日本須經過國家考試認證的資格，意指在博物館─包括美術館、天文館、科學館、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等工作的專業職員）、「海外」都是未知、遙遠世界的詞彙。「這樣喔～」我假裝很懂地回答。「這種像塗鴉一樣的東西，很厲害喔？」我不是要幫小學那時的自己說話，那畫實際上就真的很像塗鴉。有看來像線條的東西，也有像漩渦的東西，藍色與紅色到處亂噴。 安齋已經走到裡面去了，所以我也跟上去。美術館的工作人員大概認為，有時會來逛逛的安齋是「喜歡畫的孩子」，並不覺得放學的我們出現在這裡有什麼可疑，反而較常瞇著雙眼，像在看「熱心學習的孩子」。我們在並列著素描的牆壁前停下來。那全是約明信片大小的三張小品，都沒有著色，感覺像是潦草的草稿。我的感想不禁脫口而出：「這種東西我好像也畫得出來。」安齋問：「你真這麼想？」「感覺畫得出來喔。」「其實這個，小孩子是畫不出來的喔。」「是嗎？」「就是因為具備素描能力，才能崩解成這樣的。」安齋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當然不明白。「可是，不覺得好像畫得出來嗎？」我執拗回嘴。安齋因此像是滿足似地點點頭。「說到重點了呢。」「重點？什麼東西的重點？」安齋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環顧四周。會場角落有張椅子，有個工作人員坐在那裡好像在負責監控展場。如果我的記憶正確的話，後來那天我們就離開了美術館。我就是在回程路上邊走便聽安齋提起那個作戰的內容。......「加賀去引開工作人員的注意力，我同時用別的畫把美術館的畫掉包，然後帶走。」（本文摘自皇冠文化新書《反蘇格拉底》）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