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頤 我偏好一種帶有感官性的詞彙，詩與文章的構成。例如花的骨骼，胡桃核裡的笑聲，靜脈升起的香醇小米酒，黑蕾絲文本，月光絲襪，仲夏裙幅裡的鳥，色誘的雪，雪白皮膚下的暗夜；例如我曾寫過的詩句，「你清澈的慾望╱使我如霧哀愁的森林裡╱長出小鹿眼睛」。又例如羅蘭‧巴特的片簡藝術，夏宇的詩。夏宇曾在她的大開本文字拼貼重組詩集《摩擦‧無以名狀》自序中寫道：「字是肉桂。肉和桂。因為這兩個音的奇異組合我甚至願意喜歡它的氣味。」 這段話道出了詩的感官性。夏宇的名詩〈擁抱〉：「風是黑暗╱門縫是睡╱冷淡和懂是雨」，「漏像海岸線╱身體是流沙詩是冰塊╱貓輕微但水鳥是時間……」整首詩純粹以字詞間的奇異的連結，暗嵌多重指涉與豐饒的想像，亦成功地演繹了詩的感官性，難怪有人說，夏宇本身就是詩。 那麼，夏宇與羅蘭‧巴特之間的關係呢？一位是詩人，一位是符號學專家，詩人感性，符號學家精細而理性；夏宇無疑是後現代的，羅蘭‧巴特則同時是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學者的代表。 詩人可以理所當然地直接在詩作中表現文字的感官性，如夏宇之天才橫溢而縱恣，而我直到讀了羅蘭‧巴特才知道，符號學家也可以有趨於身體性的思維，精確闡釋「文字的身體性」。 羅蘭‧巴特強調文本的感官性、身體性，或許是受了歷史學家米謝勒的影響，使之理解「科學慾念的性感之處」。在《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中，他說道，一個出色的文本，我們可以在其中發現許多性感的句子，認為能吸引人的精彩論述必然是一種受慾念貫穿的論述，且道，「所謂平庸，就是缺乏身體的論述。」 書中不但談到「字的色彩」，還談到「字的幻影」，認為一個作家在寫作時，經常需要具有幻影力量的字眼（是的，他使用的是「經常」二字），使意義強烈、多元卻不可捉摸，而後散發一種足以因應一切的幻象。幻象產生幻象，夜產生夜，慾念戴著面紗而產生更具幻象的慾念…… 巴特提到自己喜愛的物理學家傅立葉，對於「挑逗」，發明了幾種不同的稱呼，包括變動，更替；最有趣的是，還有「蝴蝶飛來飛去」……巴特說，「身體」本身就是個具幻影性的字。他還想像說話時親吻，親吻時說話，這種愛情鬥爭中的遊戲，既是開放又是中斷，「一言以蔽之：輕聲細語的身體。」 再回到夏宇。她曾說： 「因為是法文因為是使用說明書，兩者我都對待如詩。」在某種詩性翻譯的無形影響下，法文使用說明書可以如詩，抑或義大利菜單的列出的品名，羅勒葉，黑橄欖，紅酒……等，念起來都像詩。 而羅蘭‧巴特認為，目錄也能構成文本，這不亦是一種詩性的翻譯？至於談到專有名詞或名字的語言學問題，提出其中帶有情慾的成分，「名字就像聲音或味道，可以是愛之憂鬱的終點」；被觀看的劇場是一種呈現優美的場所，被心靈及其燈光觀看之下，是種照亮的艾若斯 (Eros，愛慾)。他並認為自己所喜好寫作的片段形式，本身是一種修辭的類型。 我不禁想像；若無羅蘭‧巴特，是否我們無從真正打開讀詩的感官去感受夏宇呢？

▉程奇逢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戴與不戴口罩成了個問題，人們做出不同的選擇，於是美國一片混亂。有人為這種現象辯解道，西方人不像東方人那樣習慣戴口罩，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代口罩是西方人發明的。19世紀90年代，德國醫生發現呼吸道可以傳染細菌疾病，1897年，先是在德國，然後歐美的外科醫生在手術室裡都戴上口罩，那時手術室中只有主刀的醫生戴口罩，助手及護士都沒有戴。 讓西方人普遍使用口罩的是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那次流感奪去幾千萬人的生命，比剛剛結束的四年大戰中血腥廝殺的雙方士兵加上各國平民的死亡總數還多。這次流感是不是起源於西班牙並不確定，對於一戰中各交戰國，打仗比抗疫重要，而且對輿論實行戰時管制，但西班牙是中立國，可以自由報導疫情，因此倒惹上這個惡名，西班牙人也不太在乎，有時他們稱之為「法國大流感」，法國人也沒太在乎。 當時美國也受到很大的影響，與今天一樣，戴與不戴口罩有著激烈的爭論，與今天不一樣的是，三藩市等市政府下了強制戴口罩的命令。口罩法規定，疫情期間，任何居民或者到三藩市訪問的人士，在公共場所或超過兩人以上的聚會中，如果不遵守戴口罩命令，將被處以5至100美元的罰款，（100美元是當時普通工人三個月的工資）或者監禁十天。正是由於美國一些地方政府嚴格的限制令，使美洲大陸在西班牙流感期間死亡人數大大低於歐洲。過了100年，美國躍升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他們現在怎麼倒變得糊塗了？ 從疫情開始，人們就開始分裂，有人願意戴口罩，有人不肯戴口罩，一年過去了這個爭論還在繼續。上個月亞利桑那州出現大規模反對口罩令的抗議活動，標語牌上寫著：We will not be muzzled──「我們不能被封口」，該州是目前美國疫情最嚴重的的地區。一個醫生警告說：你不聽勸告，很快就住進我的重症病房。堪薩斯州一家餐館的老闆，要求所有進店吃飯的顧客都必須戴口罩，但一名40多歲的男顧客稱自己有不戴口罩的權利，邊說邊有意無意露出自己所帶的槍枝，老闆告訴這位顧客，新冠病毒才不管你有沒有槍，並把他趕走。 選擇戴口罩的人只有一個理由：科學已經證明口罩有助於阻止病毒的傳播，可以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選擇不戴口罩的人則有各種理由：個人自由不能被剝奪、政府不應過分管控、妨礙呼吸順暢、喪失男子漢的氣概、延遲結婚…，聖地牙哥一家媒體的社論調侃道：在公共場所工作的女孩被迫帶上口罩後，我們錯過了那些漂亮的臉蛋。 現在人們常說的一句話：「疫情何時可以結束啊」，這不是一個問句，這是一個感歎句。在「個人自由至上」與「社會公共責任」界限模糊、過分突出個人選擇權利的美國，疫情何時結束的答案仍在晦暗的迷濛中。 ▉王鼎鈞 新冠肺炎大流行，許多人改變了人生觀。原想搬家，現在不搬了。原想賣房，現在不賣了。有人趕快結婚，有人趕快離婚，沒立遺囑的人立遺囑，立了遺囑的人改遺囑。人生原是不斷的選擇，他們重新作出選擇。 新冠病毒出現初期，有人願意戴口罩，有人不肯戴口罩。上街買東西，有人看見店員沒戴口罩，就不進去了，這家店不注意防疫，裡面不安全。也有人看見店員戴口罩反而不進去，擔心店裡的老闆或店員已經有人中鏢。這也是選擇。 這次抗疫是長期作戰，戰鬥激烈，醫生和護士任務最重，風險最大，吃苦最多，若按人口比例計算，可能死亡率也最高。學醫的人後悔了沒有？2020這一年，醫學院招生，報名的人數減少了沒有？答案是沒減少，反而增加了！敏感的新聞界為我們採訪過了，這年暑期，美國各地醫學院申請入學的人數，比往年「平均」增加了17％，漲幅很高。這也是一種選擇，表示有很多人本來不打算做醫生，現在改變了。 改變選擇，表示他改變了人生觀。人生觀不是一天養成的，往往是一夕可以改變的，有幾種遭遇，冤獄，戰爭，被出賣，大手術，自然災害，使他前後判若兩人。假如人生是100個問題，你的人生觀能回答多少問題？新冠病毒這個史無前例的傳染病來了，把問題都提出來一個一個拷問你，是「拷問」，不是考問。你的人生觀答不出來，或者答得不好，你就想丟棄它，換一個。新的人生觀使他作出不同的選擇，但是仍然未必是正確的選擇。 即使是紙上談選擇，也不容易。一人獨居，如果染上病毒，沒人送你進醫院。 如果是兩個人，病毒找上其中一個，會傳染給另一個。多一個人多個商量，少一個人少一分牽罣。一百個人，只要有一個人願意死，其他九十九個人都可以不死，這個人是英雄。一百個人，九十九個人為他死了，他可以不死，這個人也是英雄。據說楊朱站在岔路口哭了，因為「可以南可以北」，墨子為白絲悲傷，因為「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他們都知道選擇是千古艱難。 先賢教我們「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如果一個選項是魚，一個選項是熊掌，孟夫子勸人吃熊掌。那可不一定，老年人有「三高」，為健康計，還是吃魚妥當。如果一個選項是熊掌只吃一次，魚可以每星期吃兩次，連續吃二十年，即使是年輕人也該放棄熊掌。且看眼前，一邊是戴口罩，不出門，一邊是不戴口罩，參加派對狂歡，簡直是「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了，利害之間他到底是怎麼權衡的？ 疫症流行期間流行一句話：「一切等消滅了病毒以後再說吧」！我也用這句話做這篇小文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