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奇逢 去過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人，都會記得沿著高高的臺階拾級而上，從哥德式柱廊間的大門進入博物館的感覺。這些臺階襯托出大都會博物館的主體建築的巍峨，也讓人們在進入博物館前，先產生一種來到藝術大殿登堂入室的情愫。 而在我的記憶裡，有好多個畫面卻是在離開博物館時，走下十幾級臺階，坐在上面的情景。以前大都會博物館閉館的時間，除週五，週六是晚上九點，其餘是5點半，疫情後，就一律都是5點了。夏日的5點，日頭還高，我會在臺階上坐好久，甚至個把小時，思緒海闊天空。 有這喜好的人不止我一個，幾十級臺階上坐滿了人，有時我還要找尋一個不太擁擠的地方坐下。坐在這裡不是為了休息，大都會博物館裡面供遊客休息的長椅處處都是。臺階上坐的，大多數都是年輕人，穿著色彩繽紛，神情朝氣勃勃，坐在這裡也很有眼福，有很多漂亮的女孩，輕鬆地伸展著她們的長腿。據我觀察，其中外地人，甚至外國人居多，他們興致勃勃地聊著，但並不吵人，特別是在露天裡，我聽不清他們的聲音，倒是看見他們無比生動的表情。 他們在藝術畫廊裡的快樂似乎還在在延續，裡面的東西是凝固的，而外面的一切都在流動，第五大道上不斷有雙層旅遊巴士駛過，導遊用擴音器講解的聲音，連坐在臺階上的我們也能聽到。行人在這段被命名為「Museum Mile」的路上輕快地行走，從中央公園裡出入的人，都神態愉悅。路邊賣畫的小攤販，熱情地招呼著行人。紐約藝術潮流不斷變化，藝術家進進出出，也是一種流動。夕陽微風中，坐在臺階上，很愜意。大理石的臺階與建築是一體的，所以坐在臺階上感覺仍未離開博物館。 臺階下麵的街旁，有兩個賣熱狗的小亭子，有些人買來吃，精神享受已足夠奢侈，物質享受簡單點也沒關係了。再有就是街邊上永遠有一個街頭樂手，吹薩克斯也吹單簧管，根據曲子的風格輪流換使用樂器，可能這些年中國遊客多了，他熟練地吹著「義勇軍進行曲」和很多鄧麗君的歌曲，有時也吹「牧場上的家」、「丹尼男孩」。 當我聽到王洛賓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我心中一陣感動，他的歌一直被唱到了紐約。王洛賓一生歷經坎坷，三次入獄，在獄中被關了18年，但他創作的那些美妙的歌曲，「達阪城的姑娘」、「半個月亮爬上來」、「掀起你的蓋頭來」，被人們一直傳唱。王洛賓去世多年了，但只要他的歌曲仍在感動我們，他就一直活著。正如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為自己寫的墓誌銘：「我像你們一樣活著」。 沒有任何生命可以戰勝死亡，但有人使用詩歌，使用藝術，使用語言作為克服時間，克服死亡的方式，所以奧登說：「時間崇拜語言」。一代代人都記得博物館裡面展出的梵高、莫奈、羅丹，記得讓我們得以永久享受美的藝術家。

■林保淳 於是，我進了台大中文系，開始做起了我的「作家夢」。 當時的新竹，其實只能算是偏鄉的小縣，文風並不鼎盛；新竹中學是以光頭、留級聞名的，辛志平校長五育並重，連音樂、美術、體育都考核極其嚴格，唯獨是不重視升學率，說平均是相當平均了，但卻也未對文學有特別的器重。 當時的我，視野未廣、見識不深，誤以為國文科優秀，就代表了一切，而且思想固陋，只知讀國文課本，對課外的文史哲知識的攝取，都牢牢地被框限住，當時有同學在風靡黃春明的時候，我連他是誰都不清楚，最遺憾的是，當時雖聽聞過史作檉老師的大名，但因未沒有上過他的課，所以竟失去了向他請益的機會，只偶爾驚鴻一瞥地看到他那有點仙風道骨的頎長身影。 頂著個「系狀元」的虛名，其實我是「空空如也」地來到台大中文系的。面對著許多大城市孕育的同班同學，甚至是其他外系的，井底之蛙的窘狀，可真是畢現無遺。妄想成空，作家夢碎，甚至連自己該不該來讀台大，都產生了懷疑。 我這一輩子，乏善可陳，但「不服輸」的強倔，是連我自己都有點佩服自己的。 我在一度的灰心、消沉之後，雖比不上古人的椎股懸樑、鑿壁映雪，但真的是用力鞭策自己的，我跑圖書館、聽演講、備課業，甚至開起了從未開過的夜車，在宿舍熄燈以後，就到餐廳讀書，有時索性就帶著枕頭，看累了就瞇睡一會，直到被餐廳砰砰作響的鍋碗瓢盆驚醒。如斯半年，才算勉強恢復了信心。 必須一提的是，我在溫瑞安的鼓勵下，一度參與了他的「神州詩社」，在一群熱心於文學的年輕朋友相互激勵下，漸漸地了解什麼叫做「文學」，什麼叫做「文藝青年」。讀著、看著、朗誦著這群詩友的詩歌和散文，我才知道，以前常得高分的「作文」，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我開始磨鍊筆鋒，新詩、散文、小說，不管是什麼體裁，反正就是寫寫寫寫寫，最後，文字總算是有所長進了，也常能在學校各個學院的刊物，發表刊登一些作品，甚至還有人哄傳我是個「才子」。回首來時路，那一條迤邐蜿蜒的曲徑，走得真是充滿汗與淚的。 「神州詩社」讓我充分了解「文章」與「作文」的不同，這是我的幸事，但更大的幸事是，我終於徹徹底底地粉碎了舊時的「作家夢」。儘管有許多文壇前輩，如司馬中原、蔡文甫等先生對我青睞、鼓勵有加，也曾經得到過耕莘文教院的寫作小獎，還得過一次金筆獎，但是面對一些真正文采飛揚、才氣縱橫的作家，我有自知之明，是一輩子也比不上他們的，寫作，真的是需要有才華的，我自問剛好付之闕如，所以在大三的時候，就決定改易途轍，別走學術研究這條路。   於是，我就成了後來社會所瞧不起的「米蟲學者」，直到30年後退休。 說「米蟲」，這倒不是自我貶抑，而是我親耳聽聞的。在淡江教書的時候，就眼見一個理工系的教授，指著文學院的大樓，「這裡都是米蟲」。想來我也是「米蟲」之一了，而且很可能還是比較肥的一隻。社會觀念常是以「有用」、「無用」判定價值的，人文學科向來也都是被目為無用的。我常拿《莊子˙山木》篇裡的寓言，自我紓解，「無用」，有時也是有「大用」的，「材與不材」，但看觀者的角度。但想來是沒有多少人能懂，或是願意懂的。也罷，無用就無用吧，反正如今垂然而老，想用也是無處可用了。就安之若素吧。 儘管讀中文系是「無用」的，但是卻非常「有趣」。讀中文系，有時是得天獨厚的，尤其是對男生來說。中文系的女生特多，大約佔八成左右。當初我察看榜單的時候，就曾一一細數，平均一個男生，可以「分配」到6個女生，這簡直是韋小寶的待遇了，我可是滿懷期待地想像著左擁阿珂、右抱雙兒的豔事。 可惜的是，幾經挫敗，粥粥群雌，連個建平公主也沒能守得住。   大學時我是住理工科宿舍的，整個男6舍，就我一個文學院，而且是中文系的。讀中文系的女生，向來都被「誤讀」成溫婉多情、美麗綽約的，偶有個幾分姿色，就會被理工科的男生，以蝗蟲式的眼光，形容成貂蟬，所以向來是理工男生聯誼的首選。我在當時可紅了，一天到晚都有人來向我打聽，跟我索借通訊錄，一時炙手可熱，無與倫比，幾乎成了宿舍裡最受歡迎的人物。 記得當年有一位理工科的學生，在《大學新聞》發表了一篇〈文學院男生的壓抑〉，全校轟傳，其中的重點之一，就是女生都被醫科、理工科搶光光，說起來我多少也是有壓抑感的，但當時是堅不承認；終於，大學暗戀、明戀的女同學之中，真的有一個被電機系的男生搶走了，至今還是相當扼腕。多年以後，他們夫婦攜小孩來拜訪，結果不知為何，竟被我的小孩弄哭了，我笑著說，「兒子替老爸報仇」，眾人就是一片笑樂之聲。惘惘此情，我記得，料想她也會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