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誌成／台北北報導 知名作家楊渡應「中華中道領導文化總會」理事長陳樹之邀，於8日下午在中道總會台北市鎮江街講堂演講〈海洋之心，會通天下—中國海商與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分享他近年來從宏觀的世界經濟史觀照，到微觀的華人企業家在各地開疆闢土的故事，鋪陳華商全球化的艱辛與貢獻。 楊渡指出，「海洋之心，會通天下」，從史觀來看，中國海商的發展不得不提到影響世界史的鄭芝龍，他陸續打敗各路海盜，再打敗荷軍，成為當時海上霸權，並建立海上「商業軍事複合體」，成為中國史上第一個跨國公司的霸氣總裁，只可惜明朝國運已到尾聲。 楊渡說，中國海商與東亞發展史其實從唐朝就開始，當時揚州、廣州設蕃坊，波阿拉伯人常來交易，與韓日形成中華文化圈；宋朝時，廣州、泉州、明州、溫州、杭州、秀州、密州、海設設有市舶司，住蕃（中國人住外國），住唐（外國人住中國）；元朝港口繁榮，造船業興盛。 1281年，澎湖正式設巡檢司，屬同安，收入中國版圖。然而，明代因朝貢體制與海禁，也讓海商變海盜。朝貢貿易在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之後達到鼎盛。據《明史》記載，最多時達到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朝貢體系有好處也有壞處，好的方面，建立亞洲秩序，幫朝貢國家主持正義；壞的方面，缺乏民間交易空間。 另海禁也造成民間只能私人貿易，當然，海禁也讓東亞海商的歸鄉路更加不容易，無法歸鄉，變成遍佈東亞的海商。 海禁同時也造成商業萎縮，私商地下貿易大盛，因非法，被抓到要處罰，為怕連累家人，就變海盗。而此時海商集團也開始佈局，在海外擁有據點，其中日本是大本營，據點各有家族人脈經營，倉儲、物流、收錢、訂貨，龐大作業系統，與今日無異。海商是有傳統和精密分工的，從唐宋以降，就有的基礎。 楊渡也說明中國海商的歷史意義．全球化之前，早已存在的東亞國家之間的交往與海洋貿易，這正是歐洲人東來時藉以發展的物質與文化基礎。質言之，歐洲人所抵達的東亞，不是像他們所描述的那樣，「哥倫布來了美洲的歷史才開始」（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反諷語）。事實是，東亞早有經濟與物質基礎；甚至物質文明、工藝造詣、社會組織、國際商業活動的範圍等，遠高於歐洲。 楊渡提到，學者曹永和在〈中國海洋史話〉中，對這一段歷史就有過非常清晰的提點。曹永和認為：「明代歐洲國家東來的時候，由於東西雙方的差距有限，所以對東方並未如後代所認為造成很大的影響與衝擊。反之，在明代東、西方交會時，歐洲人從東方受到不少的影響。根據當時在各地佈教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報告中，顯示了他們對亞洲各地高度的文明、繁榮的社會及精巧的工藝，無不十分驚訝。所以對於這一時期的西方東漸，有許多人認為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衝擊，其實不然。這是十九世紀以後，歐洲人所養成的優越感及亞洲人的自卑感所肇始的。」其中，西方更受益於中國的工藝與技術（絲綢、陶瓷）。 楊渡也提出一些見解，他說，在絲綢與火槍方面，從後殖民的反省：「你帶著火槍來，帶著絲綢回去，是誰侵略了誰？」；從1990年代亞洲四小龍開始，東亞經濟重新崛起，國際分工下的代工工業；21世紀，一帶一路，以東亞為主體的經濟發展，從東亞出發，而不是為了配合歐美。 楊渡強調，殖民心態的改變，來自經濟，來自實力。文化是一種主體意識的覺醒。建立以東亞為主體的世界觀，不是「文明衝突論」，而是和平共存於一體；不是以歐洲價值為中心，而是仁道精神、多元價值的尊重；未來是東亞找回主體性的時代，不只是中國崛起，而是東亞和平秩序的回歸。華商所改變的世界，就是我們共同面對的未來。 〈楊渡簡介〉 1958年，生於台中農村，早年叛逆不馴，歌唱革命；後從事調查採訪，分析台灣社會力，任職《中國時報》，並參與1980年代社會運動，1989年天安門事件現場見證採訪。曾在大學教了二十幾年報導文學，曾任職中華文化總會。著有詩集《南方》《下一個世紀的星辰》，散文《飄流萬里》《暗夜傳燈人》，歷史《簡吉──農民運動史詩》《有溫度的台灣史》《1624》《澎湖灣的荷蘭船》，長篇記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未燒書》等十餘本著作。現在過著讀書寫作、踏查旅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