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弘 公車往山上開去，小鎮被拋在身後。 一進入郊區，幾張寫著種苗場的看板陸續自草色中突圍而出，我急拉繩鳴鈴，下車後就近走進其中一家。正中午，一片清寂，我探頭探腦，好一會兒後才有人現身。 是個中年人，四十開外吧，他看著有些疑惑，以眼神詢問來意。我像走錯了房間，怯生生發問：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找學徒？中年人語氣溫和，但直接：沒有。 我解釋，我想轉行當花農，所以從台北過來看看。他打量我，臉上的疑惑彷彿暮色漸濃，搖了搖頭，遲疑地說，我看，你可能做不來。嗯，我沉吟，點頭，也許我同意了他的判斷。露天電影院，我在銀幕背面而他站在正面，他看得比我更清楚。但我還是作出請求：可以參觀一下嗎？ 遠遠地有個老人投來目光，我朝他頷首微笑，他也對我點了點頭，隨即轉身回裡屋。中年人領我走進一座網室，兩隻毛色黝黑油亮的瘦狗尾隨在後。眼前是一畦畦翠綠的種苗，什麼草花或什麼菜蔬。 如果從學徒做起，大概多久可以自立門戶？動身得有點倉卒，我沒有深究過，問的便也都是很表面的問題：學徒要做些什麼？工時多長，有支薪嗎？之類的。然而，雖然對方一開始就表明了不找人，還是一一答覆。像要斷了我的念頭似的，送客時他說：「做這行，你可能養不活自己。」我不怕粗活，卻怕養不活自己。 野草參差蔓延，需要一把鋒利的鐮刀。有時候我們去做某件事，不是為了證明自己能，而是為了證明自己不能，苗圃主人的開導，便是將我冒出地表的念頭野草刈去。然而根柢埋伏深處，伺機萌芽。 該何去何從呢接下來？拜訪苗圃是我這趟行程唯一的任務，現在，我沒有什麼非做不可的事情了。 極目遠眺，四圍皆山，我讓群山哄得有點雀躍。站定馬路旁，朝車道伸長手臂，很快地一輛銀色轎跑車停我身旁。車窗搖下，坐副駕駛座的年輕女孩問，要去哪裡？我說，我想上山。女孩回我，可是我們只到觀音瀑布。好啊，那就載我到觀音瀑布吧。 轎跑車往山上開去。駕駛是個爽朗的青年，閒聊幾句，發現我們自同一所高中畢業，他便學長學長地叫著。學長，你做什麼的？青年發問。我在報社工作。追問：所以學長是記者囉？我回：不是，我是編輯。編輯是做什麼的？收稿、改稿、下題、發稿、編版、降版。我不因他不懂編輯流程就敷衍了事。他哇地一聲驚嘆：哇，學長還可以改記者的作文啊。 四月，天氣一日一日熱起來了，我蹲身掬一捧溪水，滌臉、漱口，水質冷冽、清甜，半日奔波得到了緩解。大自然是母親，比我知道我需要些什麼。   再度於馬路邊站定，這回停到身前的，是輛麵包車，駕駛也是個年輕男人，一旁初老婦人像爐上一把即將沸騰的水壺。 上了車，男人才問，要去哪裡？我沒告訴他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我也沒打算去哪裡。我只是回問，你們要去哪裡？他說，奧萬大。緊接著我鸚鵡學舌，我也要去奧萬大。婦人嘀嘀咕咕地，先是埋怨男人為什麼要停車，又對我發起牢騷。男人沒有搭話，我囁囁嚅嚅似乎表示了歉意，其實什麼話都沒說出口，只任婦人像埋臉一口大甕，反響的是自己的迴聲。 說著說著，婦人往後座遞給我半顆橘子，嘴裡叨念著，幾歲的人了，連自己要去哪裡都不知道。 其實，我一直以為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的。大學讀的是大傳系廣電組，修許多新聞組的課，為的就是進報社。出社會兩年，偶爾發表文章的版面循線找上門，順流而上，也就如願。職場的傾軋從沒少過，委屈也不只有一點點，但是，對人對事，（如今看來是）那麼的熱情那麼的天真。 進報社時將滿二十八歲，同事在這份工作上的資歷，多的是比我年紀還要長的。越一年，二十九歲生日剛過，眼看著就要邁向三十大關了。這一分鐘和那一分鐘，這一年和那一年，都只是時間的刻度，能有什麼不同？但以十為名的關卡卻暗示明示地，讓我思索、讓我沉重，彷彿思索與沉重，我就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了。 我想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能。   （本文摘自馬可孛羅文化即將出版新書《雪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