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文靜 插圖/國泰
二零一九年的夏天,我在南澳。它是宜蘭最南端的一個鄉鎮,擁有廣闊的土地、遠山、海與岸的連綿,以及最少的人口。
在這裡度過的,是兩星期的打工換宿生活,期間都借住在民宿主人阿聰家。阿聰身板不高,看上去卻結實有力,褲子總愛上捲到膝蓋,穿一雙涼鞋便在民宿旁的農田行走、耕種,膚色是被太陽曬得剛好的麥黃。看上去一點不像五十多歲,他說,這就是自然養人。起初,因為禮貌和一點陌生膽怯,我都喊阿聰作聰哥,但「哥」字聽上去像壞掉的鳥鳴,尤其生硬。又像把城市的某種習氣帶到遠鄉,認定了自己不過是打工的人,於是分了階級尊卑。
直到有次坐聰哥的車,看他沿路和鄰居打招呼,遇到有小孩的人家就問要不要一起出門兜風。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見到聰哥,開口就是一聲:「阿聰!你要去哪裡呀?」「去海灘,妳要一起去嗎?」女孩就嬉笑著挨擠上車,帶著她的布偶,坐在我身旁,有一搭沒一搭地和阿聰說話。我驚訝於女孩的率性直接,毫無世故,一瞬間竟為自己作為大人而羞赧起來。後來,我學習女孩的語言,在前往海灘的路上,聰哥這個稱謂被一點一點的,壓成一道行經過的車痕。
阿聰的家在一棵椰子樹旁。城市裡恐怕沒有一個人,能為自己的家作這樣的地標。只是抵達南澳的第一天,已近傍晚,夏日雖然較晚天黑,在人口少的鄉鎮裡,路燈也疏落。每棵樹都成為了自己的影子。除了高矮的區別外,都長著相似的輪廓。
找不到椰樹,正在路上徘徊時,被食堂老闆將我連同行李箱,一併拎進餐廳,裡頭兩個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女孩正張羅著員工晚餐:厚實的陶瓷小碟上盛著烤魚、燉菜、加了酸桔醬的秋葵,最後是冒著熱氣,裝在碗中如小山丘的白飯。原來食堂老闆是阿聰的朋友,已經接過好幾個因為要去阿聰家而迷路的孩子。食堂距離阿聰家很近,晚飯過後走出店門,轉個彎就到了。夜裡依稀能辨認椰樹高大的黑影。
我睡在二樓的客房,窗外有小陽台,高度才剛到椰樹的腰身。晚風吹來,狹長的葉片翻譯風的語言,有南洋的腔調。好幾個晚上,我關掉手機的音樂,就這樣聽著自然入睡。
在南澳的每天,總是八點不到就起床,一來是因為早晨七點半就要回民宿工作,二來是透薄的窗簾根本擋不住日光。白天的小鎮和晚上的截然不同,陽光讓夜裡影子的靈魂歸位,包括我的。來時無法辨認的道路,全都明朗而可愛起來。這裡的路筆直寬闊,鮮少迂迴隱匿的空間,像小鎮的人心。中途遇見一棵開花的鳳凰木,花葉繁茂,再遠一些,路的盡頭便是山,是雲。
民宿有時候一組客人也沒有,大概是客人都在白天出遊,直到晚上才回來。因此,民宿常常只剩下我,和一隻叫咪咪的自來貓。雖是自來貓,卻早已久駐民宿,阿聰不在,他便有了主人的樣子。七月的南澳,只要站在戶外一陣子,汗水就從每個毛細孔滲出,蚊蟲會被這薄薄的鹹味吸引,繞著小腿、腳踝,蟄出大小紅點。為了避暑,我有時候會和一起打工的同伴跑進最大的客房,以拖地後要乾燥地板為名義,開著冷氣,兩個人大字型地躺在地板上,一躺就是半個小時。朋友愛聽手機裡的收音機,我也跟著聽,有時候是商台,有時候是廣東歌。
一個上午的時間,通常就是十套換好的寢具、三床剛洗好晾曬在院子裡的棉被、一盤快要風乾完成的香蕉片。時間在這裡得以保留大塊的形狀,不再是我平日懷揣在口袋裡的碎片,斤斤計較地使用。
上午和下午的界線,是咪咪橫臥在食堂座椅上午睡,而垂下的長尾巴。我和咪咪最常待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民宿食堂。一整個下午他在椅子上呼嚕,我在另一邊吃完阿聰送來的便當後,便閱讀或者放空。我想,如果我們是一對情人,這會是彼此最好的相處狀態。同在,卻又保留各自。
一天的工作往往隨著夕陽落下而結束。阿聰若是有空,晚上總愛帶我們在南澳到處走走,例如夜晚的海邊。那是我第一次在晚上看海,但晚上的海其實並不能看。你只能去聽、去聞、去觸碰。整片海除了遠處的漁燈讓人辨認邊界外,和無星的夜空近似孿生。人在這天海之間被壓得尤其渺小,當視線在黑暗裡迷航,才發現眼睛有尋求光明的本能。月光下,眼前一座巨大的虎鯨,有起伏的呼吸,海浪已經無數次地湧到腳邊。
我又想起屋外那棵椰子樹。想像它的果實如何在太平洋上漂泊,離開了原產於馬來群島的母樹,來到南澳,落地生根。彼時或許還沒有水泥鋪成的道路,整個小鎮才剛要開始萌芽。一些人來到這片土地上,看見這顆椰樹,於是決定讓自己的屋子依樹而建,從一塊磚頭開始,也扎起了根。而我則偶然漂流了幾百公里,落地,在這無法回去的夏天裡長出根莖。
我們一行人就這樣赤腳在沙灘上行走,時而坐下。彼此隔著些距離,和自己的海對望,安安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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