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守鋼
與近代思想家們一樣，魯迅在拯救自己之前，先想到要拯救世人。
但是，學者覺得魯迅有觀念與現實、理性與情感的不相一致，是一個又賣矛又賣盾的百貨店。他是提倡白話文的先驅，而在寫文學史時，用的卻是古文體、古形式；他強調無產階級文學，卻熱心於複製明末纖細優雅的版畫，他是左翼作家的領羊人，竟沒有讀過《資本論》，相反傾心于孤高的尼采。
順便說一點學者與魯迅無關的瑣事吧。學者住在上海的居所其實是先前魯迅一家避難的地方，回島國後一生平靜、安穩，所以能專事著述。在同仁去世的追悼會上念悼詞時，念著念著，竟與同仁一起去雲遊那個世界了。
（三）同行看魯迅
作家長與善郎，一個古古怪怪的名字。最初看見這大名時，俺不知怎麼分辨「長與善郎」這一名字哪是姓，哪是名。當然，名字古怪，人不一定奇怪。唯一可怪的是，口無遮攔。
1935年6月中旬，長與善郎來到中原，從北逛到南，一路畫了無數素描不算，還想順路見一些他覺得值得見一見的活人。於是，先在北京見到了當教授，地位安定、埋頭研究日本文學，老實、溫厚而寡言的周作人。所以，路經上海時，便想與其長兄魯迅見上一面，以便作個比較。
此次見面，中間牽線作仲介的是一個叫松本重治的新聞社駐上海的負責人，曾最先以獨家新聞報導了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當年還三十剛出頭，卻在報界、財界、政界、文化界都吃得開，與魯迅認識，也與內山完造相識。因為長與善郎是作家，又是新聞社老闆的弟弟，所以，松本非常想拍點馬屁，於是促成了這次見面。由內山完造夫婦做東，在四馬路的「老半齋」擺了一桌酒席。
就世俗一般來說，所謂見面，不過就是吃、喝的代名詞，然後，才是聊。箸聲齊響，杯盤相碰，座上客差不多都是年輕人，注意力多半也集中在端上桌來的豐盛菜肴上了，唯有魯迅幾乎未動筷箸，僅在米飯上桌時微動了一下。
那晚，魯迅一身是新剪裁的深藍色的布掛，氣骨淩然，濃鬚映出臉色的蒼白，身體微弱而眼光炯炯，神情威嚴卻黯然情傷。
席間，話題轉到聖人孔子上來了。
島國人眼裡的孔子，有如掛在樹梢上的月亮，看得見是運氣，看不見不晦氣。孔子是文化，是教養，卻與道德準則無關，決不把孔子這木乃伊同現代人或者正常人捆綁。所以，聽到魯迅如在談娛樂一樣漠然談著這木乃伊時，島國作家才發覺自己的感受與生在中原這塊土地上的魯迅的感受隔著一個天，外加一個地。魯迅反感從小就被迫接受最愚笨的形式化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因此一心想沖出這牢房的心情，讓長與善郎不禁歎息，也不覺油然而生無限同情。
所以，不願再在傷口上撒鹽，便無話找話。
「在北京見到了周作人先生」，長與善郎這樣乖巧地換了一個地方打槍，「是嗎？」魯迅僅搭話，不見有下文，要知道當年不但還沒微信，電話也是極少極少的時代。
長與善郎在北京旅遊時就聽說兄弟倆人在性格、信仰等方面都不合，幾乎處於絕緣狀態。長與善郎讀過魯迅的小說，見面以前對他的想像是，更柔軟，更開朗，能將經驗過無數，思索了無盡，煩惱又煩惱的東西隱隱地藏在無底深處，將深層的教養用年輪包裝起來不露，看起來一定是個溫厚而平凡，有紳士風度的大家吧。
但是，眼前的魯迅呢，撕裂了他的想像。
深邃而不可測的思想由旺盛如烈火的熱情的傳導，從那帶刺又硬梆梆的片言隻語中迸發出來。
長與善郎在冷場中又開始發問「最近在寫點什麼嗎？」
「一點兒也沒有，無法寫。要是能寫，想再寫點農村的題材。那就要跑鄉下。但
是，現在不行，言論被鐵錘壓制著啊？」
旁邊有鄭振鐸插嘴「不管寫了什麼東西，送到報社或者雜誌社，先過目的不是
編輯，而是軍方人物。」
「甚至連翻譯的契訶夫的小說也被禁止出版」，魯迅冷笑。
最後，魯迅補充，「剛才我來這裡的路上，看見有人在抬棺材，一口很有氣派的樟木棺材啊。突然就想鑽進去」。語罷舉座皆想笑卻未能笑，反而出現了一段冷場。
看著這張臉，聽著這人的聲音，寫過《項羽與劉邦》、《青銅的基督》、《孔子回故里》等小說，對漢文學深有造詣的長與善郎仿佛在穿越時間隧道，一路盡是現代與古代的交相錯位：古代是現代的刻本，現代是古代的再版。為了免遭橫禍艱難地生存下去是自古以來無數理由中的理由，因為中原本來就並非文人的樂土，於是，學者賢士或裝瘋，或賣傻，或隱居山林……窮死，憤死，諫死，涸死是他們幾乎相同的走向。不遠處，你能看見竹林七賢們正在迎面走過來，這隊伍中有魯迅，也有無數現代的思想家們。
翌年，魯迅去世，死於肺部有疾。
本文部分引自以下著述：
（1）內山完造「魯迅さん」（『図書』岩波書店 昭和30年8月）
（2）増田渉「魯迅の印象」(講談社 昭和23)
（3）長與善郎「魯迅こ會つた夜」（『世界紀行文學全集』修道社 昭和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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