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奇逢 中央公園來過無數次了，而且經常有意去探索新的景點，但時不時在一些文章裡看到一些地名，比如「哈雷特自然保護區」，「貝爾維德城堡」，仍很陌生。每到這個時候，就不自在，好像你到處跟人家說你在熱戀一個姑娘，卻連對方的面貌都說不清楚，這令人尷尬。 於是，有一天，我走進了公園西南角的遊客服務中心。一位60多歲的女士笑容滿面走向我，一看就知道是位志願者，來這裡做義工倒是蠻不錯的。先遞給我一張地圖，然後問我有什麼需要幫助的。我說想知道一些很有意思，卻不是大多數遊客都常去的地方。她立刻問我，你去過約翰·藍儂的紀念碑嗎？我還真沒去過，披頭四風靡西方世界的那會兒，我們還被封在罐子裡，密不透風，對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來美國後，Beatles早就解散，約翰·藍儂也遭槍殺。我聽過他們的幾首歌，但從來不是他們的粉絲。這位女士向我介紹約翰·藍儂時激情四溢，很明顯，她就是藍儂的歌迷。 約翰·藍儂紀念碑位於草莓園一個三角地，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種高聳的石碑，而是在地面上用馬賽克石板鑲嵌成的圓形的圖案，中間是他那首著名的歌曲的名字：Imagine。四周灰白相間，迷亂又有些抽象風格的圖案，就像他無限風光的那個時代。馬賽克石板上有遊客放上的一朵快要凋謝的玫瑰花。那是歷經40年不間斷的紀念。 我去的時候，這個小廣場上有很多遊客在拍照，四周的長凳上坐滿了人，我猜他們是常客，或是願意坐在這裡思念些什麼的人，有一些人白髮蒼蒼，但也有很多年輕人，這是一種延綿不絕的承傳。一個中年男子帶著吉他和音箱，正在帶勁地唱著Beatles的歌曲。他剛剛要收起樂器，對面一位女士又開始唱，還是Beatles的歌曲，這是歷經40年不間斷的紀念。 我旁邊出現一點騷動，原來一個人在椅子上放了一大盒兒甜圈圈餅，並且邀請周圍的人享用。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當然的朋友，與他心氣相通的，就是對約翰·藍儂的喜愛。遊客也不客氣，紛紛去拿，一會兒就拿空了。繼續聽樂手演唱披頭四的歌曲，一首接著一首，我也沉浸其中，沒注意時，那個人又拿來一盒新的點心。 很難想像這個地方40年來每天都是這樣子的，每天有人來獻花，有人來聽歌，有人來唱歌。每年12月8日，約翰·藍儂的忌日，Imagine馬賽克之上，擺滿了鮮花、藍儂的像片、唱片，藍儂的歌又一次響徹天空。 我在想是什麼引起我對藍儂的興趣，應該不只是他們的音樂，而是他恰巧出現的那個時代，在那個動亂又狂躁的60年代，他正年輕，他執著的理想主義，被他用歌曲唱了出來，唱進千千萬萬的人心中。和平與博愛是藍儂成為夢想家的「雙重夢幻」。Imagine中唱到：「你可以說我是個夢想家，但我不是唯一的一個。」

文/李妍潔 插圖/國泰 台南是苦的，在中學的時候。像那時吃的中藥一樣，是三餐飯後服用完就想丟棄的回憶。在矗立高牆的囹圄裡，掙扎著想擺脫身上的枷鎖。天才剛亮，晨起便是一陣令人作嘔的暈眩，隨著車子兜兜轉轉，迷迷糊糊地從路的一段，乘車到三段的盡頭，初春總是遲到不開的風鈴木，一到夏天易燃盛放的阿勃勒。都在車窗外開了又謝，就這樣走了十二年的林森路。 離開台南，就像得了失憶症。只記得家鄉這個陌生的詞，一夕之間突然變得立體又強烈。離開需要用藥的日子，像迎來徘徊太久，遲來的回甘。台南變成青澀的回憶。忘卻所有令我痛心的細節，青春像一張薄薄的畢業證書，只容我用美好的形容詞去回想。   異鄉的食物太鹹，台南因此像顆糖。在外人眼中，變成一個浸滿糖水的城市。 潛移默化之中，一切好像都是甜的。像晚餐常吃的鱔魚意麵，是濃稠又甜膩的羹湯。像路邊的白糖粿小販賣著幸福，空氣中被那片雪白的糖粉揚起覆蓋。總忘了買回程的車票，直到逗留在台南的最後一刻才又想起。然而停留的時間總太過短暫，來不及把家人再一次刻在心底，就又匆忙被火車外迅速的景物汰換。   回來好幾次後，才終於去看了我最喜歡的，那片安平的海。那麼多次丟失又撿回的自己，都是在那個海灘。想起高三那年，因病請了長假去看海。在當時那個傾斜的世界裡，我看不見海的顏色。相機濾鏡所套上的顏色總太過濃烈，而我卻不得不透過照片去看海。   那年離開了海，等紅燈的風景換成了山景。遠處的群山好似一堵牆，殘忍地拉長回家的距離。 以為自己離不開海，卻還是這樣被現實推著走。當心與海的距離變得遙遠，那片觀夕平台的海，就只剩下鹹鹹的海味，取代了童年那些畫糖的滋味。海是鹹的，海浪是，風也是。而那刻骨的味道，則在日常中的某個片刻，隨著心底的潰堤，湧出眼角。行經唇邊時，也是鹹的。就像台南的海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