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詣 　科學解釋：「氣味」來自於特殊分子團對鼻腔的刺激，在五感的記憶中最為難忘。可我認為，氣味是各種事物被風帶走的靈魂碎片，一旦和自己的靈魂有了共鳴，回憶就來了。 　準備基測那年，我透過窗玻璃穿過鐵欄杆看見的天空沒有色彩，再多看幾眼，太陽就成了冰冷的指針，無情單調的滴答聲，像從地心穿出一般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天上的雲朵不就是電子時鐘的倒數嗎？不止的翻騰扭曲變形…我就像是只憑雙手抓住懸崖的人，隨著時間過去，手指會一根根鬆開，負擔與時俱增，在那段有盡的時間中，日子過得和一顆定時炸彈沒兩樣。 　有天，我穿上外套走在街上，人群中，我觸電似地嗅到了某段過去，靈魂震盪之餘走馬燈似的一幕幕畫面在我眼前上演。 　「給你，你鼻子不好啊？」他遞了包面紙來，我的鼻子確實不好，十天中有九天是塞著的，另一天在打噴嚏。他是坐我旁座的轉學生，但反而一坐下就開始照顧我，鼻子一通，我就被一團聞起來很溫暖的特殊醬油味給包圍住，有種醇厚平和的安心感。後來得知，他父親是個關東煮師傅，有著自己獨家的醬料配方，而從小在店裡幫忙的他身上帶著的就是這股味道。 　後來他離開了，就像他轉進來一樣的突然，我上課時看著課本很自然地往旁邊推了過去，總覺得位置有點太大有點空，我吸吸鼻子，沒有人遞衛生紙過來，而那股溫暖的醬油味道還在，但是淡了。 　那麼地年輕，所以那麼地真，是嗎？在我意識到之前，我已經轉身了。追著那股味道，我用力的擤著鼻子，腳下是幾日來從未有過的輕盈，我信手拉下外套的拉鍊，讓風灌進來，抬起頭，眼前的夕陽好溫暖，感覺醇厚平和，而且有著前所未見的美麗橘紅色。

　■劉曉頤 　這個清晨，一上午，家裡難得的清靜，想趁此時好好寫首詩，卻不管怎麼下筆都感不妥，塗塗抹抹一上午而未竟。然而我定了主意，今天是不寫工作稿了。拿起筆記冊翻看，博納富瓦的詩句再次打動了我，「寫作，一種暴力∕是為了有著淨水味道的安寧。」 　一如史蒂文斯說，詩歌的高貴在於它是「以一種內在的暴力，來為我們防禦外在的暴力」。班雅明稱讚卡夫卡的寫作，是「以童話的暴力抵抗神話的暴力」。寫作者不脫凡俗，非仙非聖，淨水味道的安寧亦非隨手可掇，而需經過一番內在的自我傾軋，甚至是風暴。至於文學對政治動亂與實際生活的作用呢？總有人質疑，從來沒有一首詩能止住一輛坦克，然而愛爾蘭詩人希尼比喻得好，在另一種意義上，那是一種無限，「就像在沙上寫字，在它面前原告與被告皆無話可說，並得到新生。」 　在此，希尼把他那擅長挖掘、插入真實生活中的筆和矛，指向聖經福音書中的一個家喻戶曉的比喻：群眾羈押行淫的婦人到耶穌面前，質問是否可照律法用石頭打死她？耶穌的反應出人意外：不是直截起身護衛，因面對喧囂的群眾，那並非能奏效的方式；反而，他面對質詢，是靜默不語地，蹲下來，靜靜地在沙地上寫字。直到群眾都不安了，他方起身，「你們當中，誰沒有犯過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於是，鼓譟者一一散去。這是靜默的力量，寫字的力量。難怪海明威說，身為作家，必得清楚平靜之道。寫作是以一種暴力，獲致淨水力量的安寧，然而，不夠平靜時又無法寫作。我欣賞華茲華斯說的，「我沉思的習慣，形成了我的情感。」 　同樣提到以一種暴力，抵抗另一種暴力的班雅明，還曾說，寫作是一種搶劫——搶下生命中值得記錄的那一夜來書寫。妙的是，與班雅明性情與寫作類別皆迥然大異的詩人茨維塔耶娃，也說抒情詩是搶劫，「抒情詩是一次的，一天的，就像開啟幸福時刻的搶劫。」 　今天我想寫抒情詩而未竟，算搶劫未遂吧。我想用詩開啟一天的幸福時刻，轉眼間卻近傍晚，家人一一要回家了，炒菜聲、腳步言措聲、女兒活潑的嚷聲，都要一一響起，進入鬧哄哄的晚間。這是屬於人間煙火的幸福。我微笑地打下最後一行字，將以無關紙筆的方式，搶劫另一種幸福時間。

　記者戴淑芳／台北報導 　隨著疫情逐漸控制，許多人紛紛出門透氣，Discovery頻道主持人白銳勻(Ryan Pyle)繼去年來台走訪台灣雪山聖稜線後，特別走訪香港麥理浩徑，並挑戰獅子山攀岩，成就感爆棚！ 　白銳勻在《白銳勻亞洲大探險》中繼續前往吉爾吉斯、馬來西亞、泰國、香港等地，揭開這些地方令人驚豔的自然景觀，其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竟是鄰近的香港。 　其實，香港有70%是大自然及原始壯麗的山林，白銳勻特別走訪被選為「全球20大夢想行山徑」的麥理浩徑，從西貢半島的海岸線開始出發，經過濃密的森林到攀爬高聳直立的獅子山，帶領觀眾體驗沿途不同的地形風貌，發掘這個連許多「香港通」也沒去過的新世界。 　獅子山的攀岩堪稱「玩家限定版」攀爬路線，讓白銳勻這位身經百戰的登山高手，也一路感到腎上腺素飆高，一刻也不能鬆懈，「在巍峨壯闊的原始山林間，感覺到自己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與宇宙合而為一，這種感覺在城市中很難體會。」白銳勻稱許香港的這段陡峭山徑，難得的是在城市近郊保有原始風貌，自然勝景與文明喧囂並存，非常獨特，值得一遊。 　《白銳勻亞洲大探險》香港特輯，將在6月3日晚間8點播出，觀眾可跟著白銳勻一起長跑、越野、攀岩，見證香港秘境獨特迷人的無限魅力。

　中央社／台北26日電 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表藝界今年至今票房明顯下滑，根據兩廳院售票系統統計，取消及延期演出節目的數量在3月份達到高峰，票房金額則較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3.2億。 　截至5月10日為止，票房金額只有1.7億，較2019年同期票房4.9億，減少3.2億。退票金額則是1億，是2019年同期的6倍。受影響團隊共319家，449檔節目，有951場演出延期或取消。 　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表示，從兩廳院售票系統數字看起來，2019年全年度票房消費成長9000萬，售票張數增加15萬多張，其實是好消息。 　一旦疫情過去，國家兩廳院已經做好各項安全準備，除了戴口罩之外，也會做到實聯制，現在也已經把前台點工人員都找回來排班，等候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場館全開，就可以開始全面防疫新生活。 　劉怡汝說，目前上半年節目已經挪移到下半年或明年，可以說精銳盡出，「可以想到的大團包括雲門舞集、表演工作坊、無垢舞團等都會有節目，希望觀眾可以有報復性消費，支持表演藝術。」

　作者：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 譯者：楊沐希 　時值一九四○年夏天，我十九歲，涉世未深，父母送我去和佩佩姑姑一起住，她是紐約一間劇團的老闆。 　瓦薩學院前陣子才把我退學，因為我都沒去上課，導致大一每一場考試成績都慘不忍睹。我沒有我的成績看起來那麼蠢，但顯然不讀書，課業是不會有起色的。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說不清楚該去上課的時候我都在幹嘛，但我很了解我自己，我想我應該滿腦子都在想該怎麼打扮吧。（我只記得那年我在嘗試「反向髮捲」，這是一種髮型技巧，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很有挑戰性，也很不像瓦薩學生會做的事。） 　雖然瓦薩有很多地方，但我一直沒有找到我的歸屬。學校裡有各種不同的女孩與團體，但她們都沒有引起我的好奇，我也不覺得自己的任何特質能反映在這些地方。那年瓦薩有一群政治革命分子，穿著黑長褲，討論她們對國際間互相煽風點火的看法，我對此興趣缺缺。（到現在也是，不過我注意到她們的黑長褲，挺時髦的，真妙，但口袋一裝東西就毀了。）瓦薩裡還有不少女孩是大膽的學術探險家，注定要成為醫生或律師，那時女人還沒開始擔任這些工作呢。我該對她們感興趣，但我沒有。（一個原因是我沒辦法分辨她們誰是誰。她們都穿同樣看不出身形的羊毛裙，像是用舊毛衣改造成的，這畫面實在讓我提不起勁。）瓦薩並不是完全沒有光鮮亮麗的族群。有些多愁善感、眼神天真無邪的中世紀愛好者長得挺漂亮的，還有幾個留著一頭自視甚高長髮的文藝女孩，以及側面看起來像義大利靈緹犬的上流名媛，但我沒有跟她們做朋友。也許是因為我覺得在這間學校裡，每個人都比我聰明。（這不是年輕人的胡思亂想，我到現在還是覺得那裡的人都比我聰明。） 　說真的，除了實踐沒人費心跟我解釋的天命外，我實在不懂我在這裡幹嘛。從我很小的時候，大人就說我會來唸瓦薩學院，但沒有人解釋過原因。這一切是為什麼？我到底該從這裡得到什麼？我為何要住在這狹小擁擠的宿舍，室友還是未來會成為嚴肅社會改革派的人？ 　反正呢，我那時已經覺得學夠了。我在紐約州特洛伊的艾瑪．薇勒女子學校已經讀了好幾年的書，老師清一色都是七姊妹學院畢業生，難道這樣還不夠嗎？我從十二歲就開始唸寄宿學校，也許我覺得我已經服刑期滿。一個人要讀多少書，才能證明自己會讀書？我是這樣想的啦，我已經知道法蘭克王國的查理曼是誰，所以別再來煩我了。 　而且，我在瓦薩注定完蛋的大一生活開始不久後，就在波啟浦夕這邊發現了一間酒吧，該處提供深夜廉價啤酒與現場表演的爵士音樂。我找到方法可以溜出校園，光顧這間酒吧（我熟練的逃脫計畫包含沒上鎖的廁所窗戶，以及事先藏好的腳踏車，相信我，我是舍監的剋星），因此我實在沒辦法一早就吸收什麼拉丁文的變位，因為我通常都處於宿醉狀態。 　還有別的障礙。 　好比說，我還有一堆菸要抽。 　簡而言之，我忙得很。 　最終，在瓦薩學院三百六十二名聰慧用功的年輕女性裡，我的成績排行第三百六十一名，這個事實讓父親非常驚恐，他說：「老天啊，最後一名幹什麼去了？」（後來才曉得，她得了小兒麻痺，可憐的傢伙。）所以瓦薩請我回家（這很合理），順帶客氣地要我不用回學校了。母親不曉得該拿我怎麼辦才好。就算是狀況最好的時候，我們的關係也不是太親密。她很會騎馬，但我不是馬，也對馬不感興趣，所以我們基本上沒有什麼可以聊天的話題。我現在又讓她顏面盡失，她看到我就受不了。母親跟我是天差地遠，她在瓦薩學院表現得非常好，感謝喔，媽。（一九一五年入學，主修歷史與法文。）她所有的豐功偉業（以及每年可觀的捐款）都穩固了我在那神聖殿堂裡的一席之地，結果呢？瞧瞧我。她只要在我們家走廊遇到我，就會跟職業外交官一樣向我點點頭--不失禮貌，但相當冰冷。 　父親也不曉得該拿我怎麼辦，雖然他忙著經營赤鐵礦礦場，其實不太在乎他這麻煩的女兒。我讓他失望了，是沒錯啦，但他有更憂心的事。他是實業家，更是孤立主義者，歐洲戰爭的升溫讓他擔心起生意的未來。所以我猜他的注意力都在工作上。 　至於我哥華特，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搞得有聲有色，除了不贊同我這不負責任的行為，基本上不太在乎我。華特這輩子沒有做過任何不負責任的事。他在寄宿學校受人敬重，連他的同學都叫他「大使先生」，這可不是我掰的。他研讀的是工程學，因為他想幫世人建造基礎建設。（讓我罪加一等吧，相較之下，我甚至連「基礎建設」這四個字代表什麼意義都不懂。）雖然我跟華特年齡相仿，只差兩歲，但我們從小就沒有玩在一起。哥哥在九歲的時候就放下了幼稚的一切，而我也名列其中。我已經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我清楚得很。 　我的朋友也都繼續著他們的人生。他們去唸大學、工作、結婚、變成大人，這些事我一點興趣都沒有，也完全不能理解。所以沒有人在乎我，也沒有人能夠娛樂我。我無聊死了。我的無聊跟餓到胃痛一樣。六月的頭兩個禮拜，我每天對著車庫牆壁打網球，同時用口哨反覆地吹〈棕色小壺〉，直到父母最後受不了我，把我打包送去找我在紐約的姑姑，說實在的，這不是他們的問題。 當然，他們也許擔心紐約會把我變成共產主義者或毒蟲，但什麼都強過聽你女兒用網球打牆壁直到天荒地老吧。 　所以，安潔拉，我就是這樣來到紐約的，這就是一切的起點。 　（本文為馬可孛羅文化六月即將出版《女孩之城》精采摘文）

　徵稿對象：高一至大四（約16歲至24歲）年齡層之年輕作者，文長約六百字，可附攝影照片或手繪圖稿。題材不拘，視野由你。來稿請寄華副信箱：cdnart123@gmail.com，主旨註明投稿青春異視界。

　■馮國豪 　因為太太長年吃素的關係，退休後找了一塊小農地，自己用友善無毒耕作方式種菜種瓜果，實踐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 　這樣的生活想起來是很美好，但是實際下田後，發現原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首先，因為不用農藥不用除草劑，每天要在田裡彎著腰除野草兩三小時，避免雜草和蔬果搶食土壤養份，因為不用化學肥料，有機肥料的成本相對要高很多，剛開始種植出來蔬果，會有很多小蟲子來搶食，所以我們常開玩笑，蟲子吃完的菜，才留給我們，剛才收的蔬果，總是佈滿蟲吃過的小洞。 　我們同時也種了一些南瓜和澎湖絲瓜，但是可能因為南台灣氣候炎熱，南瓜長到像番茄一樣大小時，就因為被蟲咬，和炎熱太陽影響提早落果，澎湖絲瓜剛開始種的時候也是以前端很肥大，後端營養不良就長不大了，看起來就像一顆裝了水的氣球。 　好在我和太太都認為，我們的農夫生活就是為了要追求健康，不在意蔬果外觀是否漂亮美味。　然而生命總在不經意處帶來喜悅。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種的小白菜、油菜、高麗菜上面被蟲咬的洞慢慢變少了，綠色的菜葉長的油油亮亮，之前種植的南瓜和絲瓜常常被蟲子和蜜蜂咬出很多小洞，兩三個月後也逐漸減少。原本一直不了解什麼原因，後來發現我們的菜園裡的麻雀、烏鴉和斑鳩變多了，原來是因為我們用無毒栽種的蔬果雖然引來很多的蟲子和蜜蜂，但因為這些蟲子和蜜蜂，引來很多的鳥類，一段時間之後這些蟲子就被鳥類吃得差不多了，蔬果上很少在有被蟲子叮咬的痕跡。 　前些時候在一堆草叢發現一個碗狀大小的栗子地瓜，澎湖絲瓜也正常的成長，前兩天把長大像碗公一般的南瓜剪下來，稱了一下居然有3公斤重，澎湖絲瓜也長大，長度將近30公分。 　生命就是這麼奇妙，在沒有刻意培之下，反而帶給你豐美的果實，雖然無毒無農藥的種植方式帶來小蟲子的覬覦，但他們也傳播的花粉，讓我們這一塊農地生生不息，等鳥類隨著蟲子的聚集也來到我們這一塊農地，解決了我們的困擾，同時每天早晚都可以聽到蟲鳴鳥叫天然樂章。　教學生涯過了將近30年，有時候常常感嘆，現在的孩子越來越難教，但是有些小孩在畢業後，常有著新的成長茁壯，或許這也是我們長期培育薰陶 之後，帶給我們不經意的驚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