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明安 　第一篇叫《鳥來鳥去》，發表於十四年前。即2006年11月22日，星期三。 　今年春節假期，我在整理《中華日報》刊發的文章樣報時，特地對第一篇認真地讀了一遍：十幾年前的我，寫家居八樓，在書房窗口看對樓屋頂，一群麻雀飛來飛去。夜晚有11隻麻雀並排睡在兒子房間的窗沿，我跟妻子在窗內偷窺，關燈見證奇蹟！我由此喜歡上鳥，我留意天上飛的、樹上叫的各種鳥。我盼望遠處山那邊，一群張翕著亮亮的、白色翅膀的白鷺，飛到我家屋頂。我在文中寫道：“我理想中的鳥是能夠站在我的手臂上的，理想中的我，至少能夠說一種或兩種鳥語。”然而麻雀不是這種鳥，我也不是這種人，連鄰居家露台晒被單看過去好美的女人，實際上也令人失望！這種對於現實與理想之追問，形成了一種灰色調，布滿了我的生活。 　華副主編當年是由馬來西亞作家朵拉提供的一個郵箱收到我的投稿的，我收到刊登作品的樣報在12月初，具體哪一天忘記了，但我看到台灣報紙繁體字版面上我的文章時的那種驚訝和欣喜，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裡。 　第一篇開始，十多年來，我幾乎不間斷地陸陸續續給中華副刊投稿，一個月兩篇或三篇，後來減少至一篇，像時鐘一樣準地每電郵一個稿件，第二天或第三天都會收到主編的回復，有時是一句話，有時對作品做修改提意見。記得頭兩年，我投稿的好多篇作文都獲得主編辛勞的修潤，她把修改文字用顏色描出來，徵詢我的意見，收到我的回復後，才安排見報。好多輪這樣互動後，我對文字的稚嫩感到汗顏，對寫作也有新的認知。編輯的敬業和對作者的尊重，促使我不斷努力創作；慢慢地，我學習和熟悉了語法、修辭和用詞；慢慢地，知道每一篇文章所傳遞給讀者的應該是一些怎樣的閱讀愉悅和審美情趣；慢慢地，我也深刻感受到中文的美和寫作的好，我的每一篇文字盡管都瑣碎微小，但它們發自我的內心！ 　2010年夏秋間，我去了一趟台灣，旅遊團行抵台北，我跟團長請了半天假，在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一幢樓的五樓見到了編輯老師。 　那時是中午，報社下班了，人很少，也很安靜。 　我在主編辦公室看到她編排報紙副刊的版面，她特地點出一篇在編的我的投稿，笑呵呵地說，你的文章就是這樣編進來的，我正考慮加一幅圖，哪一幅還沒選好。 　主編辦公室很小，我逗留的時間也很短。 　因為跟團隊走，一小時後我就離開了報社。 　唯一的一次拜見，也就定格在我十幾年“鳥來鳥去”寫稿投稿見報的過程中，我對台灣報紙的印象和對《中華日報》副刊編輯的記憶是多麼簡靜呀！ 　轉眼間2020年到了，中華副刊走過多少年頭。 　書房里一大疊的報樣，偶爾翻起來看一看，自己的名字和台灣作者的名字排在一起，我都不知道怎麼跑到台灣去的？我更說不清楚這麼多年怎麼堅持寫下來？ 　我在大陸也登作品，北京、香港、福建多地，但在台灣登，似乎更特別。 　我曾問主編，華副登大陸作家嗎？她回答說，很少，保持多年常登的人只有兩個，我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另一個是誰，也不知道台灣的作者。我甚至看不到台灣報紙。 　應該說，我在台灣報紙登文章，與這位主編有莫大的關係。 　如今她退休了，我不知道接替她的人是誰。 　盡管有很多阻隔，但我想文字無隔。 　我的閱讀和思考，我的工作和生活，我的旅遊與發現，我的敏感和惆悵，以及追問、夢境、吶喊、宣洩等等，都像一群不知名的鳥一樣，從此岸飛到了彼岸。寫作的過程，也是檢視自己的過程。十幾年過去，我是否長大了？我在土地上播種，《中華日報》就是我的花園，我的家。那些文字如盆栽小花，擺在牆頭，也開在庭院裡。 　編輯是我的老師，她是花園裡的園丁； 　編輯也是我的知心朋友，就如一家人！ 　我都不知道發了多少篇了。我只想對讀者，也對羊憶玫主編說： 　當心相通，文字無隔。 　感謝華副，感謝這種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