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波晏 插圖/國泰 I.沉香劍蘭 我和齊團圓通信，是同學哥哥出的主意。儘管身為物理老師，但他多少瞭解文壇動態——他的大學室友齊團圓雖是英文老師，國學修養絕不亞於中文系的人才，最重要是他在現代詩上耕耘有成，在校期間就和幾個同好共同創辦《掌燈詩刊》，說他因為家住外島，生活周邊盡是海景，視野絕對不同於久居在城市生長的人。 第一次收到齊團圓的郵件，是他用印刷品的方式，寄了最新一期《掌燈詩刊》給我，所謂的詩刊，其實就是兩張半開海報紙，摺疊成十六開本大小，刊登詩社同好的詩作。在那個資源匱乏的年代，報紙副刊名家居多，這些熱愛寫詩的藝文青年，將自己的創作印成鉛字，也就創造出某種喜悅榮光。 齊團圓算是第一個與我通信的詩人青年，對我而言，這似乎意味著進入文學界的契機。在中文多半慣於直書的年代，我先去書店買一本帶花紋的直行的精美信紙，寫下我滿腔的文學熱情，並且像投稿似的，把我的詩寫在稿紙上一併寄去給他，期待他盡快有所回音。但他服務的學校畢竟是位在香火鼎盛的鹿港天后宮附近，躺在中部綠色郵筒的鄉村信件要抵達南方港都怎能不費幾天工夫，以致我一度以為他並不想回覆我。 當我滿懷希望剪開隱隱約約還聞得到沉香氣味的厚實的標準信封，攤開信紙一看，淚水差點溢出。那是一張背面有印壞油漬的英文考卷，理所當然，考卷中不會出現「To be or not to be」這樣的深度詰問，至多只有「I am a student.」這種簡易的be動詞變化。然而，他的信並沒有因此採用橫書，而是中式直行書寫，他認為以國三生來說，能夠寫出這樣的詩，確實是有點早慧，但顯然題材一直糾結在虛無的愛情上，格局有限。 我思量整封信，感覺唯一與詩人連結，應該是他書寫的調性，信函基本上是四大段，每大段必然用一破折號開頭，鋼筆拉扯出的自信線條，像是破曉陽光揭示大自然規律，如若詩評家似的，揚昇起他銳利的言語犀利掃射我的弱點，在淚水中，我相信這人正高高掌燈讓我看清詩的道路遍佈荊棘。我近乎確定這個名為詩人的英文老師，是個摧毀感性的殺手。真的，他的詩作就算是涉及到花這樣的嬌柔的對象，也要找個尖銳的「劍蘭」為題，好讓劍及履及的意象滿溢在他那擅長嘲諷的詩篇中。 而我在幾次收到他那考試卷信紙後，終於覺悟，他的詩和他的信，一點都不像他的名字齊團圓那樣給人溫暖有趣的感覺，而是像那泛黃粗糙的考卷紙一樣，銳利的割傷一個對文學與音樂滿懷寄望的文藝少年。 II.偽航空信的擺渡 于道智是我國三時，輔導室裡從台北前來蒐集個案資料做專注力論文研究的心研所碩士生。那天我頂撞國文老師，說他念的是公訓系，對文學根本毫無鑑賞力。這名地中海髮型的中年老師，一氣之下，便將我扭去訓導處要求記我一支警告，但訓育組長認為只是小事一樁，待國文老師走後，便把我送去輔導室。但輔導老師輔導我不到一分鐘，就因為一名自閉症學生出了狀況，不得不把我交給于道智。 儘管他此行的目的在專注力，還是先同情的瞭解我的狀況。 他那充滿磁性又善解人意的聲音，讓我暫時穩定下來，並且因此展開一段通信情誼。 和于道智通信的時期，我開始用淡藍色的鋼筆墨水，在如若透明羽翼的輕薄航空信紙上，傾訴自己對制式化課程的厭惡，以及對文學與音樂的易感騷動，小心翼翼放入水藍的航空信封裡，貼上唐詩或宋詞郵票寄出。 而他的信總是用黑色細簽字筆在黃底格線的活頁紙書寫，在航空黃牛皮紙信封上，貼上常見的燈塔郵票。他很能理解我在升學主義掛帥下的叛逆。或許因為我熱愛寫詩，因此他的信不時穿插古詩詞：「少年聽雨歌樓上……點滴到天明」來提點我歲月風霜的變化感觸。 我們通信時，正是校園民歌的興發期，簡單吉他伴奏，吟唱當代詩人作品蔚為風潮。我還記得，我寄出那張有著周夢蝶詩作〈擺渡船上〉、〈行到水窮處〉，名為唱《我們的歌》的唱片給他。當吳楚楚唱出「擺盪著，深深地」時，我是如此期待「卻有一片幽香，冷冷在目，在耳，在衣」觸發的明朗，透過非書信的形式，在輕與重，古典與現代中擺渡出偽航空信的光影希望。 III.書信變奏體 譚富士是我參加活動時的帶隊組長。我喜歡他的名字，那少見的姓氏，總讓我想起年幼時讀的《天方夜譚》，神祕的阿拉伯神燈似的；至於富士兩字，儘管難以和他那纖細如竹的瘦長身材聯想，但引發出富士山上白雪皚皚，又或者是那種鮮紅奪目的日本富士大蘋果的意象是極其自然的。況且，在那個仰賴底片相機來捕捉影像的時代，富士軟片與柯達軟片同樣擲地有聲。因此，他的名字充滿神秘與具象的連結，我想揭開這名字背後的意涵。 譚富士念的雖是物理學，但是他熱愛沉思，以至於我們通信的內容多半環繞著哲學課題。那時候我喜歡向他提問存在主義的哲學議題，一系列環繞著「薛西弗斯神話」而來的生命詰問——薛西弗斯推著巨石邁向山頭，面對永無止境的命運懲罰時，薛西弗斯快樂與否的辯證問題。 譚富士去美國之後，我終於收到真實氣味的航空信，那種解壓高空氣壓的輕薄淡藍信件，散發出一種獨特的異國氣味。更重要是，我意識到時間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問題。最直接的思索便是因為空間所造成的明確隔閡——他的白天，我的黑夜。又或者，他所在的美東已然霜雪飛揚，台北的秋涼卻依然殘留著夏日的餘溫。也許正是這種時空的差異，喚醒我探究海德格《存有與時間》哲學的初始意識。 我還記得，我們信件在他三十歲生日時，出現一次奇特的變造。那時台北的唱片行出現一種專門拷貝名家錄音的古典音樂卡帶，我選了卡爾薩斯演奏巴哈無伴奏組曲，找了個我喜歡的曲奇餅乾盒裝起來。並且把包裝上的產品資料做了更動：「商品名稱：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材料：卡帶　製造廠商：波晏　製造日期：20.10.○○○○　保存期限：永遠，直到壞掉。」 我不清楚塑膠卡帶能夠維持多久的生命，在輕便攜帶的前提下，聆聽到卡爾薩斯演奏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的心靈洗禮，讓生活圈限在島嶼上的我認為，音樂與包裝盒上即興更動，已然是頂尖客製化禮物。 隔年十二月，我在陽明山上的隱蔽小巷，收到他從美國寄來的賀年明信片。說是不知如何感謝我的情意，就以這當年世界最昂貴的名畫梵谷《鳶尾花》聊表答謝之意，兼賀新年。 樂音之信，名畫明信片，逾越傳統書信而來的書信變奏體，生活歷經多次搬遷，這張價值不斐的明信片早已佚散，但那藍色鳶尾花的影像卻已深深烙印心海。 失聯多年，近日卻得知他已然離世而去，我不知道我該用佛瑞〈安魂曲〉來為他送別，還是該讓愛沙尼亞作曲家佩爾特〈搖籃曲〉輕輕搖晃，假裝他只是睡眠而已。但我確定我會在內心燃燒梵谷〈星夜〉隔空傳給他，我相信，他所在的天堂必然如這〈星夜〉一般，在藍色憂鬱的雲朵漩渦上，流轉出藝術生命的純粹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