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宇翔
廖偉棠是我的老師，我上他的詩歌課，從來也只在讀詩中、課堂上與他相處，偶爾一起從北藝大下山，走那段長長的，一個人走起來不免孤獨的路。
在上偉棠老師的課之前，馭博就曾對我說，廖偉棠是我們詩寫者的身教，而身教重於任何言教，這點我深感認同。我受益於布羅茨基、木心、坂本龍一，以及所上老師們毅然自持的精神格局，往往，強烈於具體作品。是那些精神格局使我真的能夠相信藝術，理解藝術，是那些精神促使我繼續寫作。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選擇的是詩，如果詩人是一種職業，那麼職業也有其倫理榜樣，這倫理卻並非是單方面教學所能傳達的，唯有靠一個學徒拿出他的自我意識、藝術常識、創作膽識，向那以身作則，恆常不墜的對象，加以觀摩、揣摩、臨摹。
一個詩人如何面對面貌各異的眾多他者？如何不殘忍，不偽裝，不懦弱，不媚俗？如何與自己的文字周折、磨合、妥協？如何在束手無策之中滿懷愛意，又如何在滿懷愛意之中不致崩潰。這些，容我出來指認，偉棠老師惠我同輩良多。以下是我從老師身上自己「詮釋」的一些領悟：
第一，比起板起死面孔的「文以載道」，我們詩人更加主張的是（我往往心動於，偉棠老師常說，「我們詩人」），不懼於在文字中涉險，這種涉險必須斬釘截鐵地指出「道以外」的事物核心，遠離一切的集體無意識、語言慣性，或作秀性質的內心表演。
第二，詩人公然與命運對話，因為文明的要義就是不要降低精神運作的水平，以及它看待問題的層次。儘管詩人的聲音是雄辯的，也絕非是滴水不漏的，詩人的表達永遠具有半敞開性、悖論性、不確定性，因為詩人永遠相信「非寫不知」，而寫作，亦只是向更多未知來「敲門」。我們詩人，展現的是敲門聲，是敲門聲的表情，而不是站在門外大聲疾呼嚷嚷爾爾。
第三，詩人若有大格局，他的著眼之處也必須是「微物」。我們必須意識清晰地，珍惜這個廢墟般的世界。人，如今只能用廢墟中找到的碎玻璃，來聚合一點點光亮，用無意義來重建意義的可能性（而不是意義本身），用嘲諷、抵抗、陰影，來表達真切的愛。若能如此，大格局也是假以真性情，而不是虛張聲勢的空集合；大格局也是顯微後的核聚變，而不是廣角鏡頭下的「浪漫凝視」。
義大利科學傳播學者Bucchi就曾談過一個概念叫做「邊界物件」（boundary object），意思是，在不同的語意世界中我們總會共同擁有一些資產，也許不同語意世界的人對這資產的界定各自不同，但都會對它建構出自己的意義並同時作為與其他世界溝通的基礎。例如「基因」這個科學邊界物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生物科學實驗室、新聞媒體、商業組織、一般民眾生活等，大家都可以用「基因」這個詞來描述一些事物，意義或許稍有不同，卻開啟了大家與科學世界溝通的可能。
詩人也是如此嗎？我相信詩人也是如此。
「成為一個人已不足夠，我要成為所有時間所有空間裡的所有人。」然而說出這句話的蘭波最終斷然放棄文學，死於孤獨的沙漠。
我們看馬拉美的十四行詩〈愛倫坡之墓〉，將那位總想「把更純粹的意義賦予部族的文字」的詩人坡，比喻為「天使」。然而，坡對英語的大膽使用與詩體的特異形式，卻導致了他在美國詩歌史上被邊緣化，被「文學的政治」所誤解、壓迫、解離。
如此種種，只因為，藝術家本來就不屬於任何人，甚至不屬於自己。藝術家只屬於萬物的邊界，意義的邊界，語言的邊界。詩人正是如此，詩人就是。
雖然如此，雖然就是，我仍然願意和詩人們一起走完這段，長長的，一個人走起來不免孤獨的路。這與古人無關，與來者無關；與教育者無關，與受教者也無關。這是我耳清目明，意識清晰，自己的選擇。
生命正如寫作，同樣非寫不知，同樣一生一次，我自願向更多未知，以及更多未來敲門。
（本專欄作者為台大台文所、北藝大文跨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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