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宇翔　圖/柯適中　我們一方面憂心個人經驗的侷促，不足以縫補大千世界眾多纖繁的破洞，一方面擔憂個人情感的闡發，常常落入私密的耽溺。然而我必須說，詩歌依然是抒情，這是我們的宿命，是大能，雖然也是困頓。我們如何使我們「個人」的抒情能夠「可信」？其實，凡一切表達行為都是如此，即便是論文書寫。試圖達到「可信」，是一種讀者意識，寫作者之「在乎讀者」，此點殆無可疑，絕不容輕忽玩褻，甚至有人常常故作姿態，認為寫作者是文字中的神。但我們之所以不斷精進詩歌技術，難道不就是為了更好地關照讀者？寫作者之有「等級制」，並非在階級、權力上的，而在於，我們相信人人都能明辨是非，甚至是怒辨是非，寫作者之等級制，其火眼金睛，為了時時刻刻觀覽群像，絕不掉入偽善、媚俗、混淆，與道德相對主義。按照希尼(Seamus Heaney)所說，詩人抒情，仍須注意到我們的情感具有一定的「破壞性」，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使出渾身解數，才能觸碰到一點「表達」或「共感」的可能（至於溝通，我們還不到那個地步）。這是T.S.艾略特以降，現代主義詩學要求我們「逃避自我」，而非「展現自我」的原因，這也就是艾茲拉‧龐德之所以說：「技術是對詩人真誠程度的考驗」的原因。因為真誠並非由作者個人壟斷，說了算的，而必須與眾多亡靈、未來人、現世者，互相調停、協商、傾聽。這眾多假想的讀者們，構成了阿岡本所謂的「同代人」。葉維廉以「戲劇獨白體」論葉珊的《傳說》，主張箇中奧秘在於，詩人依循的是「敘事的意味」，而非「敘事的程序」。強調意味，那代表著「詮釋權」是開放的，代表了進程不必鉅細靡遺地逐一描寫如帳目流水，我們詩人，應擇定的是「有意義的細節」，而這一選擇過程，實際上也就是相當嚴謹、堅實、充滿挑戰與潛力的創作過程。富有意義的細節，使人願意垂目，傾聽，相信。 但似乎藝術之所求盡在精準於毫釐無所欺，因為最最肇始根本的律則無疑是捍衛每個細節的獨立 ──布羅茨基〈燭台〉 譬如，我們讀楊牧的詩〈武宿夜組曲〉，併讀散文〈武宿夜前後〉論及創作過程，就能理解楊牧是在哪些人文向度、歷史意識、技術環節上下過功夫。以至〈武宿夜組曲〉的第一組只有一行（電報式地，將戰情省略），第二組極盡描寫戰爭後的殘酷與疲乏，而第三組則有如電影運鏡，將焦點緩緩挪移，聚焦到「孀婦」身上，並說「莫為凱旋的隊伍釀酒織布」。這其中展現了楊牧關懷之所在──反對戰爭，關照弱者──而關懷又界定了楊牧的技術性處理。這並非標語式的表達，如前所述，這是細節的擇定與推演。楊牧從不直陳主題，在讀者眼中（或者說，在詩裡），〈武宿夜組曲〉各區塊的技術節點一經我們細讀，才能逆向回溯，反覆推敲當中關懷的核心。這其中不無寫作的奧義，所謂奧義或許僅此而已。 （本專欄作者為北藝大文跨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