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忠良 平生與成大結緣三次。第一次是1960年經聯考分發，進入成大外文系攻讀文學士學位；第二次是1966年受傅主任從德之邀約，自南投中學回外文系做助教；第三次是1979年在美國拿到學位後，重返母系任教。我曾擔任過系主任，時間是1985至1999。 撫今追昔，那時的外文系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最顯著者為圖書儀器費之分配及空間之調控。一般人均認為外文系是語文的單位，勿需購置貴重的儀器與設備，給些費用，購買圖書及英聽器材足矣。空間亦然，有幾間教室就可。另外，在教師員額上也有限制，編制多少就是多少，一個蘿蔔一個坑。沒有缺，就無法申請升等。有空缺後，還得依到系先後提升等。如果升等論文沒通過，還可以連續申請，次數，全憑系主任定奪。這種做法直接影響到教師之士氣。幸虧，此種制度不久後鬆綁。 成大外文系在1960年代全國各大學同性質學系之排名：一、台大，二、師大，三、政大，四、成大。或許由於地緣及師資的關係曾一度為東海大學外文系超越，後又「撥亂反正」。那時之外文系本身就存在著矛盾：以那個方向為主一一實用抑或英美文學？若以嫻熟聽說讀寫為目的，似乎不需要在大學裡設外文系，成立語言密集訓練班即可，若以培養各國語文人材，則另當別論，高雄的文藻大學就有很不錯之成績。若以英美文學為設系目標，試想，缺少了在英美中小學所讀的英美文學背景，要本國生在大學裡一上課就開始啃領域內之經典著作，何其難哉！讀過《黑暗之心》的學生為數甚少；讀懂莎翁四大悲劇的是鳳毛麟角；讀通斯賓塞《仙后》的更是絕無僅有，更遑論密爾頓之無韻詩。晚近有些外文系雖分別設立語言學組，但沒有與文學各立門戶，如此以來，各組學生所修學分不足，質與名不相符。但成大外文系一路踉踉蹌蹌已走過數十年，還沒聽說那位畢業生找不到出路。 成大外文系成立於1957年，由台大外文系轉來本校任職之傅從德教授擔任第一屆系主任。他是國內文法泰斗，能寫一手漂亮的英文，許多早年的系友能獲得美國大學獎助學金，部分得利於他那簡潔又有說服力的文字。傅主任擔任系主任那段時間，請過英籍安德遜夫婦教聖經文學與西洋古典文學；克羅滋爾夫婦教西洋文學概論及英美小說；海里斯開授演說與辯論；碧比教授開授西洋戲劇，美籍神父卡立教會話，伊頓傳教士教美國詩歌，華裔美籍講師林英敏教英國小說，這一外籍教授陣容為當時一時之選。教過我的中國籍老師除傅主任外，有于希武，趙默，馮維仁，胡漢傑，施肇錫教授等。 有66年歷史的成大外文系，先後由22位系主任掌舵，任期有長有短，傅主任之任期最久，有15年，餘皆在半年至6年之間。1985年之前，系主任由校長任命，1988年以後，由系全體同仁按系主任遴選辦法產生，選出兩位候選人送校長擇一聘之。每位系主任均竭盡所能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我曾做了下列小事： 赴美延聘英聽教師：有一日獨坐在系辦公室發愣，接校長室電話，要我立即去見夏校長漢民。於途中，曾狐疑校長葫蘆裡賣什麼藥。謁見後，方知有重大任務交辦：為了提升全校學生英語聽講能力，校方給3名額外員額，要我立刻趕辦手續赴美延聘。那時尚沒有網路可上，全憑電話，書信與美國各大學設有英語教學系所聯繫，在毫無準備下茫然上路，心理上的壓力不言而喻。航行數萬里，轉機20餘次，一個月下來兩眼腫脹，面色黧黑，形如枯槁，心想，教師還沒聘到，很可能客死他鄉。幸虧，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終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果，聘到馬明及施強華(Dr.　John Scott)夫婦。 為助教請命：那時全校教師的編制分為四個等級：助教，講師，副教授及教授。助教是編制內之一環，但文學院的助教與理工學院的助教迥異。理工學院的助教流動性大，換言之，他們一旦申請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即赴美深造。文學院的助教一經延聘進來，即以校做家，勤學苦讀，冀求有朝一日能升等為講師，擺脫上下班的桎梏。但是，談何容易，上班時已經累個半死，下班後那還有精力寫論文？即使寫出來，也未必能獲得通過。若以學位升等即可搞定。於是，我乃向夏漢民校長建議，請准予比照講師以留職停薪的方式出國進修。校長覺得有道理，旋即開放外文系助教出國進修。受惠的助教前後有3位，其中1位最後升到副教授兼系主任。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擔任系主任時，除總圖書館外，外文系也有間小型的系圖書館。有一天，在不知情下，夏校長翩然降臨，看到系圖書館書架上的書，零零落落，特別撥兩百萬額外的圖書儀器費給外文系。當時大為驚訝，並認為此乃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如今回憶起來，夏校長當時手上可能有一筆年度內消耗不掉的圖儀費，揣度外文系之需求，名義上是來系視察，實際上是拉外文系一把。 舉辦學術研討會：外文系於1987年秋季學期，舉辦了中華民國第二屆英美文學研討會。舉辦前一日聯合報副刊上發表了我的短文〈見樹不見林的惆悵〉，文內除抒發個人對外文系的感想外，並為該活動作宣傳。校長不但在口頭上語多鼓勵，在經費上也大力支援，他說：「不辦則已，要辦則擴大辦理！」自美國請來了莊信正，香港請來了周英雄。他們2位為主講人，壓軸戲安排了場頗具特色的座談會，現在記得起來座談會之成員有台大朱立民，林耀福及王文興教授等。與會人數空前，發言踴躍。夏校長親自與會，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破例以記功嘉獎的方式，請人事室正式行文獎勵學術主管，其他參與服務的同仁。 另外，任內曾向國科會申請學貫中西，當時執教哥大的夏志清教授來系指點迷津，然此事並沒有在我任內實施，他來校時，我已擔任了訓導長。 除上述外籍及上列專任教師外，教過我的老師尚有：吳振芝，馮君來，朱耀龍，尹雪曼，劉書傳，陳鎮惡等。物換星移，這批教授已作古，碩果僅存的只有胡漢傑老師。 如今我將進入92歲，並已移民來美十五年，成大的大榕樹，成功湖，「窮理致知」的牌樓，工學院大道，常在我的夢境中出現，我也常夢見仍在成大課堂上教書，醒來，常默默地獻上心香一瓣，祝成大外文系永續發展，造就人材，能在各地服務。

■潘玉毅 「老師」一詞現在已經氾濫，記者、作家、廣告商，各行各業的人都能被叫作老師，倒真是應了韓愈的那句話——「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但在大多數時候，只有那些在課堂上為我們傳道授業解惑的人才有資格被叫作老師。 人這一生裡，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十幾年書讀下來，會遇到很多的老師，但能當得起「先生」二字的卻不多。它是對老師的尊稱，無形中自帶分量。不是所有的老師都能被叫作先生，就像不是所有的碳元素都能被叫作鑽石一樣。說得通俗一點，所謂「先生」，多半是指那些出生比自己早、資格比自己老、學問比自己好的人，含達者為先，師者之意。 在我初入校園的時候，就曾遇著一位先生，人好，字好，學問好，堪稱「德高望重」。我小學是在村裡讀的，你在我們村遇見一個人，只要同他說起「長先老師」，沒有不知道的。對於這個人口不滿一千五的小村莊而言，他無疑是博學的象徵，放眼村頭村尾，沒有人的學問比他更好，故而也只有他當得起「先生」二字。小孩子不好直呼老師的名諱，減了一個字，叫他「先老師」，無意間竟與「賢老師」同音。當然，他也確實當得起「賢師」的稱號。 先老師身材魁偉，面上自帶二兩白酒，用《三國演義》裡的話形容，當是「面如重棗」——臉上的膚色如熟透了的紅棗，可知其紅光滿面的程度。先老師長相威武，卻是個極和氣、極風趣的人。不管對誰，他講話做事從來不擺架子，只要不是在課堂裡，孩子們也盡可以在他面前沒大沒小。因為學問深厚，他講課鮮少翻閱課本，各種知識，信手揮灑，各種典故，張口即來。除了語文課，他也教我們畫畫、書法和體育。 不過，我們更愛聽他講故事，講書中的故事，也講書本外的故事。農村的孩子視野窄，課外讀物也少，學校圖書室的館藏幾乎可以用「可憐相」形容。而先老師的肚子裡裝著許多的東西，是我們平時接觸不到的，所以即使再淘氣的孩子聽他上課時也是端端正正地坐著、聆聽著。後來與先老師熟了些，我們常去他家中玩，也因此在他家的閣樓上翻出了海量（於彼時的我們而言）的庫存。先老師甚是大度，任我們自取閱讀，於是，小小的閣樓成了我們那時最嚮往的樂園。先老師家的院子裡有鳳仙花、牽牛花、無花果，有時他還會去山裡挖幾株蘭花草，從上林湖拾幾塊化石或青瓷碎片給我們看，讓我們對美有了最初的鑒賞能力。 我之愛文字，大抵也是深受他的影響。初學作文，第一件事就是看圖寫字，內容無非是踢了別人家的玻璃主動認錯、撿到了錢包主動交還之類的，但先老師告訴我們讀書習文應該真實一點。他說，你們每個人都去撿錢包，馬路上的錢包也不夠你們撿的，所以我從來不在作文裡杜撰扶老奶奶過馬路、紅領巾在風中飄這樣的故事。 某年暑假，我忽然迷上了寫東西，在六十天時間裡寫了四十多篇稿子，詩歌散文小說兼而有之。其實，說是稿子，確切地說更像是小孩子的塗鴉。但先老師說我寫得很好，還在課堂裡表揚了我。粗鄙文字有人欣賞，對於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鼓勵。因為這一聲好，我開始了最初的文學嘗試——從田間插秧寫到雲中打鬥，年少無知，什麼都敢嘗試。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寫的文字真是粗糙不堪。 在先老師的鼓勵下，臨畢業前，我用文言文寫了一篇短文，參加了鎮裡舉辦的一個主題為「學習楊賢江」的徵文比賽，拿了一個小獎，那也是我拿到的「三好學生」以外的第一個獎。後來我又在一個雜誌上發了一個絕句，得了140元稿費，為小學生涯劃上了圓滿句號。 小學畢業那天，月季花開得正豔，分別在即，同學們忙著合影留念，唯獨忘了跟老師合照一張。畢業多年以後，我偶爾去村裡的診所配藥，打從老師家門口經過，想要進去，卻不知該說些什麼好，只能靜靜地看兩眼，然後走過，就像學生仰望老師，後生仰望先生，心中的敬意不因時光流逝而變淺一分一毫。